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

(2)德国收藏基齐尔石窟壁画的现状

德国远征队运到柏林的新疆文物一直被称为吐鲁番收藏，由柏林市中心的柏林国家博物馆印度部保管。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些壁画大部分已经修复。

“1921年，为了将那些不展出的博物馆藏品搬入在达勒姆应急建成的仓库而筹措搬运资金，开始出售‘重复件。勒柯克只能将一小部分从中亚带回的壁画在艺术品市场上出售。在通货膨胀中期，有约40幅壁画被卖到了美国一一幸运地换回了美金。”事实上，每一幅壁画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洞窟、不同部位、不同题材的构成部分。而且，出售壁画的数量也远不止40幅，就笔者调查所获，从柏林售至美国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就达49幅之多。（图13、图14）

“1921年，为了筹集运输资金，将那些没有展出的博物馆藏品搬进达勒姆的应急仓库，我们开始出售‘复制品’。勒柯克只能在艺术市场上出售少量从中亚带回来的壁画。在通货膨胀中期，大约有40幅壁画被卖到美国，幸运的是换成了美元。事实上，每幅壁画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藏，是不同时期不同洞穴、不同部位、不同主题的组成部分。而且卖出的壁画数量也远不止40幅。据我调查，从柏林卖到美国的基齐尔石窟壁画多达49幅。(图13、图14)

从新疆掠夺到德国柏林的壁画和其他文物，包括基齐尔石窟，在离开石窟母体后，开始了漂洋过海，再次颠沛流离的命运。目前美国各大博物馆、英、日等国官方机构以及私人收藏的基齐尔石窟壁画残片，均由勒柯克在此期间出售。美国南加州大学的sonya s.Lee教授对龟兹壁画从柏林到美国的流散史做了专门的调查和研究。

此外，一些壁画被勒柯克作为礼物送人。1918年，Lekirk将两幅基齐尔石窟壁画作为礼物赠送给匈牙利布达佩斯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zoltanTakaits v.Felvinczi。1927年，勒柯克将基齐尔石窟和库木图拉石窟的部分壁画赠送给了时任法国集美博物馆馆长J·哈金。这些壁画分别于1933年和1938年进入法国集美博物馆。1975年，里布先生和夫人向集美博物馆捐赠了一幅基齐尔石窟壁画。估计这幅壁画也是勒柯克捐赠的。

1924年，柏林民族博物馆的印度部和东亚部被分配到了施特雷泽曼大街上一栋建筑的整个底层，勒柯克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这些展厅中布置了四次吐鲁番探险队的收集品，并于1928年12月对外开放。（图15、图16）当时，在展厅中还复原了克孜爾第76窟和第123窟。

1924年，柏林民族博物馆的印度部和东亚部被分配到斯特列斯曼街一栋建筑的整个底层。勒柯克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这些展厅里布置了四套吐鲁番远征的藏品，并于1928年12月对外开放。(图15、图16)当时，基齐尔的第76窟和第123窟在展览馆内修复。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柏林民族博物馆为了文物安全做了一些准备。“包括壁画在内的许多藏品都被打包放入了地下室。窗户也都堵住了，留在展室中的绘画前层叠堆放着高耸的沙袋。人们也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帕加马祭坛。直到1940年12月，对燃烧弹有了一次经验后，他们才改变了主意。接着，人们将印度部中的许多壁画取了下来。1941年9月，在动物园附近的防空洞中还有位置存放藏品，而自1944年6月起，藏品便只能放置于德国中等高度山脉中的那些矿井里了。小型的壁画自然是首先被打包起来的，人们让它们保持在铁框架中，再将其放入木箱。而那些大尺寸的壁画，它们便留在了沙袋之后，并在一次夜间轰炸中被炸毁，而地下室中存放的约100个等待转移的箱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图17、图18）

二战初期，柏林国家博物馆为文物安全做了一些准备。“很多藏品，包括壁画，都被装进了地下室。窗户也被堵住了，展室里留下的画前堆着高耸的沙袋。人们也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帕加马祭坛。直到1940年12月，他们有了一次使用燃烧弹的经历，他们才改变了主意。然后，人们把印度的很多壁画取了下来。1941年9月，动物园附近的山洞里有一个存放藏品的地方，但从1944年6月开始，这些藏品只能放在德国半山的那些矿井里。自然是先把小壁画收拾好。人们把它们放在铁架里，然后放进木箱里。那些大尺寸的壁画被留下了沙袋，在一次夜间轰炸中被炸毁，地下室里大约100个等待转移的箱子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图17、图18)

二战末期，“大量装有印度和中亚文物的箱子被从博物馆和动物园附近的反[/k0/]洞穴运走。除了后来归还东德的少数文物外，大量资料现在保存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几年前，圣彼得堡隐士之家博物馆新建了一个仓库，允许研究人员研究壁画并指导修复工作。如今，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与隐士之家博物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从柏林运到莫斯科的文物仍然没有任何消息，因此无法最终确认战争造成的损失程度。但是，第4和第10展厅中未能转移到安全地方的大部分壁画很可能被破坏了。”

1961年，德国联邦政府拆除了损毁严重的柏林国家博物馆旧馆，将其迁至柏林西郊的达勒姆区。柏林国家博物馆印度部独立成为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2006年，柏林印度美术馆和柏林东亚美术馆合并为柏林亚洲美术馆。新疆的文物最终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物一起被置于一个博物馆的管理之下。目前，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了230多幅基齐尔石窟壁画，有些壁画碎片没有编号。

(3)俄罗斯收藏基齐尔石窟壁画的现状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来源于两个渠道。其一是俄罗斯探险队，即别列佐夫斯基和奥登堡探险队所获;其二来自于柏林德国探险队收集品。前者数量不多，而后者的数量近乎柏林收藏品的一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红军将文物装了两个专列从柏林分别运到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批文物一直没有公布。直至2008年，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展厅中布置了一个新疆文物常设展，有于阗厅、龟兹厅、焉耆厅和吐鲁番厅。展出的文物除了俄罗斯探险队的收集品外，还展出了一批苏联红军从柏林运来的被称为“格伦威德尔收藏品”的新疆文物，其中有很多出自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图19）

俄罗斯国家艾尔米扎西博物馆从两个来源收集基齐尔石窟壁画。一是俄国远征，即别列佐夫斯基和欧登堡远征；第二，它来自柏林的德国探险队的收藏。前者规模较小，后者则是柏林近一半的藏品。二战结束后，苏联红军装了两趟文物专列，分别从柏林开往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些文物没有出版。直到2008年，新疆文物的永久展览被安排在艾尔米扎西博物馆的展厅，包括玉田厅、龟兹厅、焉耆厅和吐鲁番厅。展出的文物除了俄罗斯探险队的藏品外，还展出了一批新疆文物，这些文物是苏联红军从柏林运来的，被称为“格伦韦德尔藏品”，其中很多是基齐尔石窟的壁画。(图19)

2002年冬，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亚尔迪兹参观了俄国艾尔米的扎西博物馆，对该博物馆收藏的来自柏林的新疆文物进行了初步调查。回到柏林后，策展人Yardiz给笔者寄了一本德国柏林印度美术馆编的《Dokumentationder Verluste BandⅲIII》。这本目录收录了柏林国家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的包括新疆文物在内的所有文物。主任Yariz在目录中标出了她的初步发现。

2013年5月，笔者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调查期间，就带着Dokumentationder Verluste BandⅢ这本图录，在展厅和文物库房进行对照调查。当时，大部分壁画还是保持着从柏林过来时的状态，（图20）有一部分壁画经过修复处理了。

2013年5月，笔者在艾尔米扎西博物馆考察期间，带着《Dokumentationder Verluste Bandⅲⅲ》图录，在展厅和文物库房进行了对比考察。当时，大部分壁画仍保持着从柏林运来时的状态。(图20)修复了部分壁画。

2016年7月～8月，笔者第二次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调查时，这批壁画中的大部分已经被修复了，至2016年年底，这批壁画全部修复完毕。（图21）

2016年7月至8月，当笔者在艾尔米扎西博物馆进行第二次调查时，这些壁画大部分已经修复。到2016年底，这些壁画已经全部修复。(图21)

同年，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二战后从柏林运往圣彼得堡的包括新疆壁画在内的所有文物图片。

2017年春季，我们得到了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同意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和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合作，公布出版从柏林运至俄罗斯的龟兹石窟壁画的批复。

2017年春，我们获得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批准，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合作出版从柏林运往俄罗斯的龟兹石窟壁画。

截至目前，俄罗斯艾尔米扎西博物馆收藏的300多幅新疆壁画中，从柏林运往圣彼得堡的有129幅来自拜基齐尔石窟的壁画。推测不排除个别壁画的遗漏。

(4)日本收藏基齐尔石窟壁画的现状

大谷探险队第一次探险考察活动结束后，将所获文物的一部分置于京都本愿寺内，另一部分则存放在京都恩赐博物馆（现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前身）。由于所获文物数量庞大，1909年，在大谷光瑞主持下，本愿寺在大阪和神户之间的武库郡须弥月见山新建一座别邸一一二乐庄，主要作为存放、整理大谷收集品的场所。大谷收集品在二乐庄存放期间，曾经进行了两次公开展示。由于本愿寺多年大规模的考察探险以及修建二乐庄，加之在日俄战争期间本愿寺还有资助经费，财政耗费巨大，引起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直接导致1914年5月17日大谷光瑞辞职。此后，二乐庄被变卖，大谷收集品遂被分散各地。

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远征后，获得的文物一部分放在京都宏安寺，另一部分存放在京都礼物馆(现为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前身)。由于获得的文物数量巨大，1909年，在大谷光瑞的主持下，洪安基在大阪和神户之间的布库县须弥山建造了一座新宅邸——112乐庄，主要用作存放和整理大谷藏品的场所。在二乐庄存放期间，大谷收藏曾两次公开展出。由于洪安济多年的大规模调查勘探和二勒庄的修建，以及日俄战争时期洪安济的资助，财政支出巨大，财政赤字严重，直接导致大谷光瑞于1914年5月17日辞职。之后二乐庄被卖掉，大谷的藏品遍布全国。

大谷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原藏于京都天赋馆，1904年在此展出)。1944年被日本人木村信三购买，后捐赠给博物馆；第二部分是1915年由Zuicho Tachibana列出的目录，卖给了当时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现在收藏在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第三部是大谷光瑞自己带到旅顺的，现在收藏在旅顺博物馆。这些文物中的一部分，包括8000多份大谷文献，后来被立花醉乡带回日本，现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第四部分是日本人的私人收藏，比如小野寺治祖家收藏的新疆三处石窟寺壁画，都是大谷远征收藏的。勒柯克出售的基齐尔石窟壁画也出现在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镰仓平山郁夫丝绸之路艺术博物馆和其他家具收藏中。2017年，中国蒋木木美术馆从日本私人手中购买了三幅德国探险队剥离的基齐尔石窟壁画。

综上所述，基齐尔石窟海外壁画收藏最多的是德国，其次是俄国、日本东京、京都、镰仓、韩国首尔、伦敦、牛津、匈牙利布达佩斯、法国巴黎、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底特律、美国堪萨斯。由于基齐尔石窟文物流失的复杂历史背景，至今已有百余年。除上述藏品外，基齐尔石窟壁画等文物不排除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可能。

第三，修复基齐尔石窟中遗失的壁画

对基齐尔石窟遗失壁画的修复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将遗失壁画复原到母洞的原始位置，并对破损壁画进行整合，以恢复壁画原貌，纠正错误的记录位置；第二，“还原”壁画的真实内涵和“再现”的本质，将遗失的壁画还原到原来的位置，辨析壁画的内容，是我们深入研究龟兹佛教思想所追求的目标。

(a)修复壁画和母洞，整合和修复破损的壁画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壁画和彩塑组成，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是单一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穴中的每一尊雕像和壁画，经过精心组合和布局，都有其特殊的宗教意义和功能。不同流派、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题材、内容、组合都不一样。由于历史原因，基齐尔石窟壁画被西征者任意切割肢解，使其与母窟分离，留下斧痕和伤痕，给石窟本身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整体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基齐尔石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沧桑。它们虽已被自然力侵蚀破坏，但大部分仍屹立在明吾塔格山的半山腰，山沟悬崖之间。现存壁画整体保存完好，大多光亮如新。事实有力地反驳了外国探险者之所以盗窃壁画，是为了所谓的“保护”。与自然力相比，外国探险队的野蛮剥离是对基齐尔石窟壁画的致命抢劫。在切割壁画的过程中，被切割壁画周围的许多壁画都被破坏了，甚至有些壁画本身在切割过程中也碎落在地上。另外，在长途运输的过程中，有些壁画不可避免的会破损。最令人心碎的是，许多珍贵的壁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其中一些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勒柯克知道地下的话，他所谓的营救行动不过是劫掠新疆石窟寺壁画等文物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正如德国学者Kahn Derel所说:Lekirk当年的夸张战绩可能是出于虚荣心，也可能是为了向资助者邀功。

外国探险队在克孜尔石窟的考察缺乏科学性。如德国探险队依据窟内壁画的某些特征或内容而给洞窟命名，诸如“恶魔窟”“航海窟”“地狱油锅窟”“衔环飞鸽窟”“重绘窟”“煙熏窟”等。还有一部分是以洞窟所处的位置而命名，如“高位窟”“小峡谷倒数第三窟”“角落窟”等等。这种不科学的命名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诸多麻烦。而日本大谷探险队甚至没有出版正式的考察报告。俄罗斯探险队在龟兹地区揭取的壁画，大部分标明是出自库车，而没有具体的遗址名称，这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多麻烦。

对基齐尔石窟外国考察的调查是不科学的。例如，德国探险队根据洞穴中壁画的一些特征或内容为洞穴命名，如魔鬼洞、航海洞、地狱油壶洞、蓝鸥飞鸽洞、重绘洞和熏洞。还有的以洞穴的位置命名，如“高窟”、“小峡谷底数第三窟”、“角窟”等。这种不科学的命名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很多麻烦。日本大谷探险队甚至没有发表正式的调查报告。俄罗斯探险队在龟兹地区发掘的壁画大多标注为库车，却没有具体的遗址名称，这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少麻烦。

由于考察过程中缺乏严格的考古记录和不科学的命名，壁画来源混乱。尤其是德国第四次探险，不仅发现的壁画数量远超第三次探险，而且在考察过程中，洞穴错配、遗漏、重复命名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有些壁画长期不知道从何而来。

基齐尔石窟壁画的实地考证始于日本的傅玄·隈研吾和两位学者，他们发表了几篇关于流失海外的基齐尔石窟壁画实地考察的文章，主要是关于第224窟和第179窟的壁画。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他们无法还原图像，只能用简单的草图表示。德国的施林格洛夫先生也研究了基齐尔石窟第38窟和第163窟的一些壁画的原始位置，但没有正式发表。

日本中原段丽阳女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流失海外的基齐尔石窟第224窟主室左右侧壁和前壁的原位壁画进行了研究和修复。然而，段丽阳·中原诚司未能获得224号洞穴中未被覆盖的壁画的尺寸。森舒眉女士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2幅基齐尔石窟壁画进行了比较和现场考证。井上浩先生对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石窟壁画残片进行了考证。朋美·富士山以修复基齐尔第207号洞穴为她的博士论文。2017年，基齐尔212号窟主室左右侧墙修复作品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举办的“平常心与惊心”展览中展出，2019年，德国英尼斯(博士)对两幅早已不为人知的基齐尔石窟壁画进行了现场考证。

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无数次在克孜尔石窟逐个洞窟勘验并与残存壁画进行图像缀合，落实了大部分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所属洞窟和原位。在复原壁画的过程中，首先比对壁画题材内容与图像;其次，将窟内被揭取壁画尺寸与流失壁画尺寸进行校勘;而壁画色彩、绘画风格及技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复原条件。例如，第4窟右甬道外侧壁被德国第四次探险队揭取的一幅尺寸为114.00厘米×69.00厘米的壁画，画面内容为一身金刚力士和一身天人，原德藏编号为IB 9045，后被运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现收藏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编号为BDce-856。（图22）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档案卡片上记录这幅壁画出自“日本人窟”，即现行编号第179窟。（图23）然而，笔者在第179窟没有找到与此幅壁画相应的揭取痕迹，因此排除了该壁画出自第179窟的可能性。根据壁画两侧的身光，初步推断其出自两身立佛之间;其次，根据壁画下部的纹饰以及壁画色彩，最终确定这幅壁画出自第4窟右甬道外侧壁。但是，揭取壁画尺寸为140.00厘米×133.00厘米，远远大于编号为BDce-856的壁画尺寸，毫无疑问，大部分壁画在揭取时就被破坏了。（图24、图25）将这幅壁画复原后再仔细辨别，发现天人脚下有绿色的水，水边有一只黑色的鞋，因此推断出壁画左侧立佛和力士是一个佛传故事“佛陀掷山”，壁画右侧立佛和天人是另一个佛传故事“耶舍出家如果不是对克孜尔石窟十分熟悉，流失海外壁画复原工作将无从下手。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基齐尔石窟进行了多次逐窟考察，并与残存的壁画进行了图像粘贴，从而弄清了流失海外的基齐尔石窟大部分壁画的洞穴和原址。在修复壁画的过程中，首先，比较壁画的内容和图像；其次，整理出土壁画的尺寸和洞内遗失壁画的尺寸；壁画的色彩、绘画风格和技法也是修复不可或缺的条件。如第四窟右洞外壁一幅114.00 cm× 69.00 cm的壁画，是德国第四次探险队发掘出来的，画的是一个金刚和一个天人。原来德国的收藏号是IB 9045，后来被运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现藏于艾尔米国家扎西博物馆，保藏号为BDce-856。(图22)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档案卡片记载，这幅壁画出自“日本洞穴”，目前编号为179号洞穴。(图23)但作者并没有在179号窟找到这幅壁画相应的揭开痕迹，因此排除了壁画来自179号窟的可能性。根据壁画两侧的体光，初步推断出自两尊立佛之间；其次，根据壁画下部的纹饰和壁画的颜色，最终确定这幅壁画来自第4窟右洞外侧壁。但未覆盖的壁画尺寸为140.00 cm× 133.00 cm，远远大于编号为BDce-856的壁画。毫无疑问，大部分壁画在被揭开的时候就被破坏了。(图24，图25)这幅壁画复原后，仔细辨认，天人脚下有绿水，水边有一只黑鞋。由此推断，壁画左侧的佛与力士是一个佛教故事“佛投山”，壁画右侧的佛与天是另一个佛教故事“如果耶稣会出家，对基齐尔石窟不是很熟悉，就没有办法修复流失海外的壁画。

(2)还原壁画的真实内涵和“再现”的本质

基齐尔石窟流失海外的壁画大部分可视为精美的艺术品，其中许多是龟兹佛教思想的核心主题，也是透视龟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证材料。近年来，龟兹佛教和石窟的研究逐渐进入了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的综合研究阶段，恢复基齐尔石窟现存资料和遗失资料，整合残缺、零散的壁画等有意义的工作，可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中外资料的结合，文物和文献的双重确认，遗失壁画的修复，拓宽了视野，使龟兹佛教研究的思路更加清晰。壁画的修复将龟兹石窟和佛教艺术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基齐尔石窟现存壁画与流失海外壁画的结合，陆续出版，为近年来龟兹佛教与石窟寺研究在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艺术学等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中国学者对龟兹石窟的调查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新的、更加健康的学术生态格局正在形成。(编辑/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