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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转型思潮研究的一个样本,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

欧亚整理2016年8月23日,作为南国书香节“南方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断裂的诗学》新书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福建等地二十多位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参会,围绕该书的研究主题、写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断裂的诗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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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3日,作为南国奖学金节南方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破碎的诗学》新书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福建等地的20多位学者、评论家、作家与会,就该书的研究主题、写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断裂的诗学——1998年的文学、思想与行动》是福建青年学者曾念昌的新作。最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聚焦1998年中国文坛的文学、思想和行动,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格局的重大变化,着重分析了导致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因素及其时代意蕴。广东省作协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蒋书卓在发言中表示,《断裂的诗学》充满真知灼见和思考,值得探讨和推广。

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碎片化时代。

张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曾念昌的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二次改写的版本,已经不是博士论文了。目前我觉得可读性提高了,有血有肉更丰富了。我觉得选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们整个思维对于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以后,价值体系的民主化、市场化、碎片化,是毫无准备的。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理论家对这种破碎、断裂的东西特别敏感。曾念长选择了这个题目,我的直觉可以做到。

以98年为起点,前后延伸,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是可以的。但是从这个原点,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这本书谈到了许多现象,包括“断裂调查”、“潘凤诗社”等等。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是对这些现象的综合分析,也就是对“断裂诗学”的探讨。虽然还不够深入,但问题已经出现了。我觉得是好的,就是让今天的文学研究能够面对碎片化时代的一些重要命题。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这都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

1998年没有明显的历史节点。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90年代以来,从国外引进了很多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选取一个年份,对一个历史节点进行截面分析,看到历史结构的内部。曾念长显示了巨大的野心和能力。问题是,1998年有什么样的节点意义?它提供了什么样的机会?你能有效地解释它的意义和可能性吗?这可能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年具有历史拐点,或断裂,或深化,或转型,或层级意义。比如1979年“现代主义”开始出现,1985年“新潮文学”出现在文坛,1987年“先锋文学”崛起,1993-1995年当代文学二元价值分裂。

个人认为1998年不如1999年有历史和解释力。99年至少有过一次“泛冯之争”,之后有过一次深刻的裂变。1998年的文学事件可能并不特别重要或深远。我觉得曾念长之所以选择1998,可能和他的文学阅读、成长、感受、经历有关。每个人都是这样。我第一次读《19世纪文学主流》(布朗克斯著)是在1985年,第一次爱上了文学研究。我曾经很鄙视文学研究,认为它们很无聊,但当我阅读19世纪文学的主流时,我晚上会失眠,沉浸在它的诗意描述中。他赋予19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以瑰丽的修辞想象,运用“正反结合”的黑格尔逻辑来设定历史总体性,其诗歌由此产生。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的思维方法深受“19世纪文学主流”的影响。我曾经有过写这样一本书的志向。能够呈现出历史的具体性和现场感,让我的心向往之。我在曾念昌的书里看到了这样的努力。他试图将1998年的一些文学事件置于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逻辑中,并赋予其“断裂”的意义,既有老式历史主义的视野,又有新历史主义的自觉。总的来说,我非常认可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加上他自己在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训练,他对材料的综合、整理和解释能力在这本书里都能看到。

我对一些具体章节有一些看法和见解。比如第一章食指的分析,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添加的。因为食指可能1998年就没找到了。在此之前,食指已经被各种选集所强调和突出,1994年《诗歌探索》杂志有一个关于食指的专题。我不认为1998年对食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强加了一个所谓的“断裂”或者“重新发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我认为需要慎重考虑。要避免预设,然后根据这个预设列出材料。但总的来说,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本鼓舞人心的、精彩的、学术的书。

1998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的老乡曾念长是目前“福建派批评”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批评家之一。他目光犀利,文字流畅,写作天赋和洞察力兼备。《断裂诗学》是一部可读性和学术性都很强的才子之作。以1998年为观察点,深入挖掘各种文学事件背后美学和思想的嬗变、冲突乃至断裂。曾念长以小见大,从别人不太注意的文本细节中分析出许多新意。这种基于文学事实的学术沉思,为我们识别文学现场的诸多困境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路径。1998年发生的重要文学变革,年昌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读,尤其是他在不同文学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对抗中所做的努力,是本书最出彩的部分。通过年长的解释,1998年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只非常好的麻雀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1998年的文学、思想与行动,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和我有关系。这个切片研究在新历史研究中有一些有趣的例子。之前看过《乾隆一日》,好像也是我博士论文改写的。我研究了乾隆皇帝的某一天,很普通,甚至比1998年还普通,但是很好看。我觉得这种切片研究很有意思。曾念长的书写得很好。是有才华的人敢做、应该做的事情。另外,我看到这本书是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的,于是想到了洪子澄的《问题与方法》一书,这本书专门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文学是如何生产和传播的。我觉得这种研究方法的信息量特别巨大。

我不太同意清华老师刚才说的话。里面应该没有食指。我觉得就像写一本很长的书一样。有时候我需要一些“闲笔”。当我想到它的时候,它有多重要。学术著作就不能有这么一点点吗?我也这么认为学者要严谨,但也不必枯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本书作为一部当代文学批评的作品,通过切片研究,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做得非常有意思。我认为曾念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本,一只非常好的麻雀,所以让我们解剖它。

准确把握整体脉络。

杨可(广东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是对这本书学术品质的认可。这本书是关于“断裂调查”和“潘凤辩论”的,我参与了其中。曾念长的文笔颇有故事性,他对整体脉络的把握更为准确,他把当下的所有感受都写了出来。我还想在这里补充一些细节。首先,编纂了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于坚和韩栋没有具体参与选稿工作。他们只是来过一次广州,谈了一些话,对这本年鉴有点影响。不过就选稿来说,是广东编委做的,因为他们两个在广州住了两天就回去了。其次,于坚为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写的序言中谈到了“民间立场”,这与年鉴封面上刊登的“民间立场”是一致的。但于坚的序言写得很慢,厂里马上要印书了,他的序言就来了。有一个时序问题。第三,在“潘凤诗社”开始之前,就有争吵的迹象。会议的主持人先生把我拉到一边,希望我第一个发言。最好温柔一点,免得一开始就让大家吵起来。所以我说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发了,以为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引起争吵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谁知道一说到分配就让人生气。第四,关于“断裂考察”,我认为这本书提到的所有内在差异都是正确的,但作家、诗人、批评家看待这些问题是有区别的。批评家头脑清晰,作家和诗人其实很迷茫。所以“破”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大家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回答。

选择出版这本书的三个原因

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特科主任)

出版其实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没有选择,就没有出版。我们收到这份手稿后,第一感觉就是作者接受了社会学专业的训练,进而踏入了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这样的学术背景可能更有利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当代文学。第二种观点是作者的视野比较开阔,从书中的引用可以看出来。作者读了很多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个年代还能这样学习,难能可贵。第三,你是否认同这本书里的观点和看法是另一回事,但是很扎实。基于以上三点,我们接受这样的稿件。

让我有种想看的冲动。

熊玉群(广东文学院院长)

我好像在南方文学周的微信推广里看到过这本书的目录,当时就特别想看。这种写法很少见,在我们看来很常见。这本书一提起来就特别有意义,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让我有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感觉。我觉得这些平凡的东西被作者的想法和思想照亮了,特别有才。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里面有大量的史料,让我有想看的冲动。

是1998年成立的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至少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关键点在学术上能不能成立,这个事情一定要推敲。不然就像一栋盖得很好的房子,却建在沙滩上。一旦沙子丢了,那将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

我看了《遇见1998:让我们听听狼的故事》的介绍,发现这个写法特别新颖,所以很喜欢。它有很多悬念,连我都觉得编剧做不到。我觉得作者很有才华,也很有思想,看到了能力的爆发。我对作者有很大的期待。他的想法,才华,做事认真的态度,可见一斑。他有学术抱负,同时又充满激情。

1998年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时间节点。

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首先,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写一个时期文学、思想、行动的关系,这个题目其实很大,但是通过切片进来,角度很独特。讨论的问题不小,涉及的问题也很多,有文学内部的争议,也有外围的各种反应,涉及面很广。这个题目视野很广,同时从具体年份,从小到大,零散的角度,我是肯定的。其次,1998能不能写出来,值得讨论。刚才邱华栋提到“在甘龙的一天”,说写哪一天都有意义,但他忽略了一个前提,就是他写的是甘龙。写一个普通人的一天恐怕不行。1998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来考察是否成立,我觉得是需要考虑的。最后,从建筑的角度来看,章节之间的感觉还是平淡的。能不能更立体一点?

过去被压抑的因素爆发了。

方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在我的印象中,从1997年到1999年,世纪末的情绪特别强烈。里面提到了“新世纪文学的一代”,但我不得不从1998年开始调查,这也很有意思。这本书真的很好看,有故事,有人物,有事件,有时间,空。它写出了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的背景。基于这一背景,它强调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冲突。在《新世纪文学》中,个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包括第八章写的关于自由主义的争论,也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本书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错误。把关于食指的章节放在开头,有“引子”的意思在里面,增加了历史感。食指诗人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他可以穿插当代中国的一些东西,尤其是“文革”以来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特别关注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思潮。如果说“破”,可能是1992年,而不是1989年。因为1989年是政治事件,不是文学事件。直到1992年,90年代的文学才开始形成,新世纪的文学从1992年开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逐渐形成。文学、思想、行动实际上是一步步实施的,最终在90年代末爆发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话语冲突。过去我们强调社会性压抑个性。这部作品中的“断裂”可能意味着过去被压抑的因素爆发了。

这部作品很纪实,对文献的收集和解读都很到位。最后一部分相当有趣,充满了故事。但无论你写得多么讲故事,它毕竟是一部学术著作,必须有高度、宏观、抽象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继续提高的地方。

作家和诗人的选择相对保守。

胡(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曾念昌的学术抱负,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通过1998年这个时间节点,捕捉一段历史的变迁。前面的老师肯定意见很多,我就问三个问题。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我的想法和之前很多老师的想法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只是这本书没有充分发挥作者社会学背景的优势吗?就我肤浅的理解,社会学在两个方面很强,一个是思想性,一个是调查层面的操作性。看完这本书,我是不是觉得作者掩盖了自己的特长?第二,1998绝对可以做到。任何年龄,任何年份,甚至一天或一个月都可以。关键是你要说明为什么选择1998年。这个要用史料来验证,我觉得这里文献选择的准确性还有待加强。另外,作家和诗人的选择相对保守,不够大胆。书中所分析的食指、朱文、于坚、王小波以及“70后”作家,在文学史上早已为人所知。如果能找到一些文学史上被忽略或者没有看到的东西,那就更理想了。三、“骨折”到底是什么?这本书好像不是特别清楚。

把握一个过渡期。

林宇(花城出版社编辑)

我拿到这本书后,觉得很亲切,勾起了很多回忆。曾念昌的第一部手稿《中国文学场》曾经推荐给我。当时我在一家出版社,看到稿子,觉得评论很好很漂亮,涉及很多作家、评论家、事件、作品。当时我向俱乐部申请选题,希望稿子能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但因为俱乐部领导要考虑很多问题,最后被拒绝了。我经常看曾念长发表的一些文章,我觉得他的视角确实与众不同,这可能与他的社会学背景有关。他不使用一些空的漏洞和抽象的语言,而是深入到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中,但他不是纯粹的情绪化,而是用这些事件和人物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花城出版社工作了十五年,是这期间文学事件和作家作品的出席者和见证者之一。看完《断裂诗学》里写的各种事件,突然有了很多回忆。曾念长的书确实抓住了一个过渡时期。我个人对这本书感到很兴奋,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我觉得他选择这个时间切入是有原因的,但是前面应该有一章解释他为什么选择1998年。书中提到的许多作家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三联书店选这本书很有眼光。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读这本书,关注那段历史,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谨防“印象批判”对研究的消解

龙(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大家说了很多好听的,但还是要进入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预设,不能写出来让它成为通读。我们对曾念昌的作品有很多肯定,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还是需要警惕的。为什么?要警惕“印象批判”对研究的消解。一个真正想在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领域建立自己话语权的人,是需要关注的。这部作品的作者很有才华,我也很支持这种研究方法。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持批判态度,建立自己的问题意识。如果只跟踪一种现象进行分析,这种研究的意义就要打折扣。

意向社会学与美学分析的整合

唐诗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三年前,我还在福州的时候,大哥已经在写博士论文了。因为家在福州,经常回福州写作,所以也需要在福州的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正好我还在学校读硕士,可以帮忙。我还记得90年代他去师大图书馆抄各种文学杂志的时候有多辛苦。虽然这本书针对的是1998年,但他要找的资料其实完全不止这一年。他仔细复制了过去十年的资料。我们在书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并不只是对1998年的文学事件进行简单的分析,而是以这一年为契机,以此为起点,进而在各个层面上对历史和思想进行纵向的探讨。可以说,这一方面是为了解释1998年的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利用1998年的事件来延伸和论证此后文学性质和文学特征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我大哥研究的一个目的,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另外,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大哥作品的可读性。之前的老师也讲过这个。它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与可读性?我相信他们不一定会引起冲突。长书可读性很强。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大约四年前读他的《中国文学场》时的感受。语言干净利落,在用词或叙事结构上充满了幽默和讲故事的特点。这些和我当时正在研究的西方当代哲学著作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我印象深刻。因为我的文章过于理论化,往往很难把自己表达清楚,也给其他读者造成很多困扰,导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正因如此,我对自己的文章总是不满意。但从看大哥的作品,感觉学术作品要有创新性,同时有意注意可读性。否则,学术就很难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局限在小圈子里的自洽言论就缺乏生命力。

另外,我也回应一下前面很多老师的观点。我觉得1998年是谈论文学转型的起点。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什么在转型,什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念雄这里说的主要是外部文学体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太明显,无法给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创造出创新感,所以很容易被描述为肤浅。但也许只是技巧问题。实际上,年昌在这部作品中已经刻意突出了文学审美层面的转变。他做了很多文学审美分析,可能不够深入,更多的是结合外在的体制转换。这样一方面会被认为停留在社会学等外在问题的表层,另一方面会被指责审美分析不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能说年大哥用心把社会学和美学分析融为一体,不偏不倚地看到了文学变革过程中内外的互动吗?

主编石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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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理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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