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 事变与中日战争是 怎样发生的？

[日]加藤洋子/张琳/译

当时日本人并没有把甲午战争当成战争。这种观点似乎一直延续到现代，今天人们似乎仍在延续这种错误观念。

——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洋子

计划操作和“意外”事件

“九一八事变”是1931年9月18日根据关东军参谋本部的计划发动的。中日全面战争是由1937年7月7日的一场小规模武装冲突引发的。请注意，九一八事变是“人为的”，甲午战争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的”。

关东军参谋官石原宽秀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前两年的1929年就开始策划相关行动。关东军是指日俄战争后为占领关东县(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地区)租借土地和战争中从俄国夺取的中东铁路南支(日本称南满铁路)而组建的部队。“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自行炸毁一段南满铁路，诬陷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对张学良在辽宁奉天(沈阳)的军事据点发起攻击，短时间内占领东北多地。

当时张学良是东北三省的政治军事统治者。作为一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他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9月18日晚，张学良不在东北，在北平。这也是日本策划的，其特务机关在华北发动反张学良动乱，导致张学良镇压并离开东北。张学良还带走11万东北军精锐，翻越长城入关。

为什么关东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了如此复杂的阴谋？原因在于双方实力悬殊。关东军由日本本土派出的每两年轮换一次的师团和独立警备队组成，总兵力只有1万人，而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军有19万人。战后，石原作为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了陈述。他讲述了只有一万人兵力、装备并不精良的关东军是如何精心策划对近二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作战的。但对于如何策划和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只字未提。石原所说的力量差距，大体上是客观存在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东北军有11万人不在东北，这一点石原没有说。

与九一八事变的严密计划相比，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纯属偶然。不

但卢沟桥事变有结构性原因，中日矛盾长期积累。最终导致质变和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卢沟桥建于12世纪，横跨北京郊区的永定河。凯尔·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了这座桥的美丽。1937年7月7日，当时被称为“中国守备军”的日军在卢沟桥北侧江边进行夜间演习时，与中国第29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和英法德俄等列强一样，可以在中国以保护本国人民为由，在天津附近驻军。驻扎在屯的中国军队在此基础上驻扎在卢沟桥附近。

然而，1936年6月，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日本在未与中国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将驻军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兵力一下子增加了两倍。这不是小事。新的军队需要一个新的驻地，所以建造了一个新的兵营。此时新建的丰台兵营与卢沟桥事变有直接关系。丰台位于北京西南郊的铁路路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国军队就驻扎在丰台附近。日军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发射空炸弹进行夜间演习。而且，事发当晚，日军配发了实弹。在这种情况下，恰恰相反，什么都不发生才奇怪。当时中国军人心中积累的对日仇恨和反日情绪，已经到了只要有火花，就能瞬间点燃熊熊烈火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生情绪

当时日本民众是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的？京都大学的竹内教授在他的《丸山时代》一书中说:1931年7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当时被称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东京大学的学生中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对满洲和蒙古使用武力是否合适？”

蒙曼在哪里？你可以简单的认为满洲和蒙古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权益集中的地区。

用“是”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实上，华东地区高达88%的大学生回答“是”，其中52%血气方刚、急躁的男生认为“应该立即动武”。

顺便提一下，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收听日本广播的家庭数量达到600万。换句话说，调查进行时，日本45%的家庭有收音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九一八事变”爆发，支持军事部门的报道很多，很容易让人想到“可能真的要动武了”。

当然，在回答“是”的学生中，也有36%的人认为“应该在用尽外交手段后使用武力”；另有12%的学生回答“不能动武”。但是，这依然改变不了近九成的学生认为自己可以去打仗的事实。一般来说，接受过学术训练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对外国的偏见会少一些，看法会宽容一些。有知识的理性头脑应该有同理心，应该认为“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是因为自己的国情，日本也有”。然而，经过大量的学习和了解，东大88%的学生对动武回答“是”，这让人深感意外。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华东地区的大学生中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项调查是由宪兵进行的。问卷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你认为满洲和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吗？”"第二，你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军事行动解决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吗？"在接受调查的854名学生中，90%的人对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

如果把刚才提到的大学民意调查和宪兵队的调查放在一起思考，就会发现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调查结果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即使在那些本该对国家行为持批判态度的群体中，也已经存在一种一触即发的战争情绪。从这一点可以知道，当时的日本国民对满蒙问题是有某种认识的，而且这种认识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这种一致的认识是如何在国民意识中积累起来的，是我们今天需要关注的话题之一。

不是战争，而是“革命”

那么当时日本人是怎么看待甲午战争的呢？其实，与其说当时的人认为甲午战争是好是坏，支持与否，不如说日本人根本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华中军区和总理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曾持有“复仇”和“打土匪”的观点。

令人惊讶的是，明明是战争，却不把对方当成战争的对手，以及当时日本与现代美国的相似之处。

当时，财政部的精英官员莫琳·於菟在1938年11月发表了一篇关于中日战争的文章，题为《作为东亚一体化的政治权力》。他认为，“日支事变”(日本当时对甲午战争的称呼)是日本和世界上其他“东亚”国家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发起的一场“革命”。李茂所说的东亚，是指1932年在日本关东军、中国台湾省和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支持下建立的所谓“满洲国”。另外，恐怕还要加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其他地区。由这些地区组成的东亚，面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试图进行一场革命。甲午战争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甲午战争不是战争，而是革命。

当时日本人并没有把甲午战争当成战争。这种观点似乎一直延续到现代，今天人们似乎仍在延续这种错误观念。

为什么当时的人会有如此奇妙的感受和奇怪的看法？从毛里的言论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的精英官员并不认为战争就是毁灭，而是一种更积极的行动。

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

卢梭的《战争与战争状态》写道，所谓战争，是指对涉及敌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或构成敌国社会的基本原则进行挑战和攻击的行动。简而言之，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对另一个国家持有“那个国家的行为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的存在”或者“那个国家想要否认我们国家的历史”这样的思想时，他们已经有了发动战争的倾向。

九一八事变前，东京近90%的帝国大学学生赞成对满蒙问题动武。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满蒙问题已经威胁到了日本的主权，或者挑战了构建日本社会的基本原则？

松冈悠哉参加巴黎和会后辞去外交官职务，成为宪法友好协会下属的众议院议员。1930年12月开始的第59届帝国议会期间，松冈首次以议员身份发表演讲，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满洲和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此番发言的目的是对滨口幸雄内阁外相推行的“协调外交”进行抨击。松冈的主张有两点:第一，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防上，满洲和蒙古都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二，日本国民的诉求在于“作为一个生命体最起码的生存权”。他试图用这个论点来说明满蒙问题确实关系到日本的存亡和主权。

从单一意义上来说，这其实类似于斯坦教授的利益线，但生命线的声音肯定更大。用卢梭的话说，这是危险的征兆。

日俄战争后，在1907年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期间，日俄就如何分割满洲的铁路和电信进行了讨论。在第一个日俄条约的秘密条款中，正式确定了双方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条从珲春向西到蒙古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国界线，北面是俄罗斯，南面是日本。1912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期间，日俄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定。这份协议中的秘密条款规定，以东经116° 27′线(中国首都北京在这条线上)为界，这条线以东的内蒙古部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以西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从日本当时的认识来看，大概是认为如果不与俄国达成这些协议，内蒙古的东西部和今天的蒙古就会被俄国攻占。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政治制度突然从君主制转变为共产主义。传统上，国际法仍然承认通过战争签署的条约的有效性。因此，在日本与清政府以此为基础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和《中日关于东三省事宜会议条约》中，日本的各种权利在俄国灭亡后依然延续。但长期以来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共进退的国家灭亡了，影响很大。

不仅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清朝灭亡后，建立了中华民国。随着国际形势的剧变，以往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旅顺、大连的租赁权，中东铁路南支线(即南满铁路)的运营等，都不会因为条约中的明确规定而出现任何问题。但中日缔结条约时，仍有一些未完成的内容，双方对这些内容的解释并不一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灰色地带会逐渐扩大，引发问题。

《满蒙问题条约》的灰色地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在中东铁路南支即南满铁路沿线的铁路驻军权；另一方面，中方无法铺设可能与南满铁路平行的干线和支线铁路。

1931年3月，总参谋部第二部(负责情报的部门)主任美智子·剑川严厉斥责中国修建满铁平行线。这种关于条约灰色地带的言论，并不是基于双方的协商，只是单纯的认为日本本身没有过错，对方才是条约的破坏者。这种解释要明确区分灰色部分，形成非黑即白的局面。当时，农村地区的陆军士兵(非现役预备役人员和预备役人员)正在日本各地举行普及国防思想的讲座，他们竭力煽动民众。简的演讲也作为这些讲座的参考模板之一广为流传。

所以日本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在之前的战争中，日本是付出了很多士兵的生命和金钱才最终取得胜利的，所以通过签订条约获得的权益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如果你读过关东会馆(日本统治关东州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区的机构)1931年12月出版的《满蒙权益札记》，你就能明显感受到这种信念。

1926年的详细统计表明，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投资有两种形式，即向目标地区的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放贷，以及兴办企业。1926年，日本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在满洲和蒙古的投资额达到14亿日元。从投资者的投资比例来看，满铁及其相关企业，以及日本政府在满蒙的投资比例实际达到了85%左右。国家投资在满蒙投资中占绝对优势，这使得人们很难对满蒙相关问题提出批评。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需要的时候，人们会按照政府的意愿行事。

(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本人为什么选择战争》作者:[日]加藤洋子译者: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