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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耳锅系草鞋鼻

陈希我小时候,我爸总说我:“两耳锅系草鞋鼻!”这是我家乡的俗语,指一个人穷到了只有一口锅挂着一双草鞋的地步。草鞋管走,锅管吃,等于乞丐了,所以还有一个形容我的:“乞丐相!”那年代,对物质有着无以复加的崇拜。物质越匮乏,本应越是追求物质。我一…

陈希沃

小时候我爸总跟我说“双耳锅是草鞋!”这是我家乡的一句谚语,意思是一个人穷到只有一个锅和一双草鞋。草鞋管我,锅管我,无异于乞讨,于是又有一句形容我的:“乞丐的模样!”那时候,对物质的崇拜无以复加。

越是物质匮乏的时候,越应该追求物质。我的一个同学,工作了,总是拿着单位发的杯子脸盆对我说:“这些都是钱,都是钱!”整个80年代,他都穿西装打领带,还流行穿长靴。他还穿着一双人造皮靴。有一段时间,他围了一条丝巾,做了一个图案,就像拜伦一样。我妈总是对我叹气:“唉,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呢?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可是人靠衣装鞍啊!”

我真的装不下这个马鞍。那时候我只有两件衣服。我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一次,我让学生给老师写作文。有同学写道:“我的语文老师只有一件衣服。”我很惊讶:至少我有两个!问了一下才知道,我的两件衣服是同一个颜色,深蓝色,款式上也没有太大区别。“反正天黑了,看不清楚。”学生说。

我做了新衣服,但还是一样的颜色和款式。我妈生气地说:“人家以为你没做新衣服。”

夏装就更简单了:和尚的“老人衫”。虽然有几块,但是都是白色的,没有区别。今年夏天到目前为止,我基本上只穿这件圆领的t恤,但是“老人衫”很难买到,所以t恤也行。不过现在有个好名字,叫t恤。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你要穿,至少要穿个领子!但是领子像两只不合适的手一样呈扇形展开,挡住了去路。

我害怕穿新衣服,这很令人不安。就像在磨合期之前把你放在一个盒子里和你竞争。碍事的是西装。韩国学者李宇宁在《行李文化的后现代性》中说,日本文化是“行李文化”,西方文化是“行李文化”。“包袱皮文化”是把人包起来,而西装是立体的。可想而知,人放进去不舒服。所以我避免穿西装,只在真正不得不穿的时候才穿,比如结婚。对男人来说,结婚那天是最痛苦的。任人摆布,被人戏弄,这一天他最年轻,最愚蠢,最卑鄙。对我来说,还有衣服的折磨。这套衣服杀了我。我被举起来,站着,坐着,躺着。说到底,和死是一样的。据说美国有公司奖励员工,允许员工不穿西装上班,给员工自由。

但事实上,我有时会把自己打扮得很整洁。那是我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虽然我在日本是浪人,被警察抓过几次,但毕竟受过纪律处分,不适应回国。我总是这么小气。出国后不久,我就开始想念中国了。回国后,我又一次怀念起国外。所以我穿得像条狗,就像我从国外回来一样。我也穿上了我的风衣,我在市场上飘飘然。结果被“美少女散花”泼了三次水,还有一次一辆车飞驰而过,溅了一身污水。更别说到处脏兮兮的了,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屁股该落在哪里,就彻底脱了。不能选择环境,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不能选择自由,我会选择自我放逐。“双耳锅是草鞋和鼻子”。

一种气质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童年的经历。小时候,文革期间,父亲被人追着藏在姑姑家。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妈,刚出生的弟弟,还有人来骚扰威胁我。我妈把我的东西装在几个箱子里,让我四处看看。如果有任何形迹可疑的人跑回来报告,我们就会逃跑。但是逃跑,那些箱子呢?我当然想把它拿走。但是怎么做呢?妈妈抱着她的弟弟。即使一只手能拎两个箱子,但还是有其他箱子,所以我只能拎着。我怎么会被小孩子抱呢?那时候我常常看着那些箱子担心,以为它们会让我们无法逃脱,让我们陷入困境。

我还记得里面有一个很重的木箱,在我看来就像棺材。它有一个金色的雕刻扣,在角落里有一个金属边,这让我感觉更累赘。所以,我一直对繁琐的雕刻非常排斥!包括装饰有古代图案的唐装,这是地主和女地主穿的。那时候,与其说是豪华,不如说是沉重。就像他们的土地一样,搬不动,最后拖垮了他们。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要被这些箱子拖垮了。外面枪声大作,我很害怕。如果只有人,那该有多轻啊!当然,我得照顾我妈妈和我弟弟。弟弟需要妈妈的拥抱,妈妈抱着弟弟,已经够累赘了。如果我能把一双凉鞋系在耳朵上并带着它,我就能走路了。如果只有我,我什么都不怕!长大后上大学,第一次读到“裸体的人来来去去都不在乎”,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我们来自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下,不可能有平静的心态,更不可能创造出高尚。曾经看到一个女作家程乃珊的文章评论电影《最后的贵族》,说她总觉得里面的演员不地道,就像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中国人一直在“动”,先“俗”,后“功利”。怎么可能表现出高尚的精神?我不喜欢贵族。我曾经很反感“贵族”这个词,觉得它就像一个庸俗的金块。但是,其实我只是对大家趋之若鹜的贵族很反感。同样,在反贵族时代,也有被人追的东西。在一个以“低俗化”为荣的时代,也需要很高的水平才能做到“低俗化”。比如“文革”的时候,大家在批判稿里,在扩音器前,在镜头前,都争着要称职。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一家报社来我们学校采访学生,让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老师经常叫那些说话“嗯”的同学走,他们要立正,抬头,挺胸,丁字脚,大声说话。我生来就是站着,什么都不说,没有体面,所以我永远不会被选中,永远不会成为我外表的一部分。但也有踩到狗屎的时候,比如在路上被记者拦下。当然回答不好,就像我写作文的时候,立意从来不高,让老师,家长,周围的人都觉得惋惜:好蠢!这才是你要说的有水平!那些偏远地区的庄稼人,认识的人物不多,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参与体育运动非常热情。我只知道一个。不是假阳性,是真阳性。他真的很爱看“红宝书”。他家里唯一的一本书是《小红书》,这本书让他认识了很多字,让他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是,在学习政治的时候,他可以像干部一样坐着开会,这是他接近中心的唯一机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描绘了一个沉迷于用笔“约定”的人。我的熟人大概也有这种心理。也是一种高贵的感觉。做一个没有财产的贵族和做一个拥有奢侈财产的贵族是一样的精神附庸。

穷人渴望贵族,所以容易被收买。底层不比顶层更无辜。他们最高的梦想是登顶,最低的梦想是效忠高层。即使你反抗,你也梦想被追求。在文艺会上,女艺人很荣幸被领导邀请跳舞。即使是已经出国的人,见到祖国领导人也会写赞歌。出国的往往比国内的更谄媚。为了“利”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没有区别。

所以“草鞋鼻子双耳锅”也可以换成“大奔驰放大别墅”。现在,至少在中国城市,奔驰和别墅不一定比铁锅和草鞋难找。在东京浅草寺,看到门口挂着两只大凉鞋,很奇怪。当然,这是有文化意义的。文化只是假装。20世纪90年代,日本变得富裕,日本人决定脱离经济动物,于是中村孝关于贫困的思想开始流行。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日本人居然把红薯当成了宝。在我的记忆中,红薯绝对是贫穷的第一记忆。打包!很多人都知道我写过很多赞美日本的文字,但其实那是我回国后才写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多认为很严重,嗤之以鼻。

现在中国的红薯成了好东西,草鞋成了艺术品,在我的小说《父亲》里,老父亲为当年拥有的中山装难以买到而苦恼。这位老人绝不是奢侈品的人,但他为了穿中山装,成了奢侈品的追求者。这很难说。

其实我也是个捣蛋鬼,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我有很多怪癖。用我爸的话来说就是“三不像二!”什么是“三不像二”?大家都觉得没必要在意,你却在意。令人费解。比如你看起来邋遢,其实是个洁癖。总觉得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干净。大家也觉得不干净,比如细菌超标,但我的禁忌是唾液。食堂里进出两排,最外面一排不干净,因为买菜的会伸长脖子点菜,唾沫会溅到菜上;内排不干净,卖菜的吐。也有人认同唾液不干净,有细菌。但是我不介意细菌。我介意唾液,因为它来自别人的嘴里。

大米也是如此。自己舀,自己加不了。但是,加饭的时候,我总觉得别人加饭的时候,勺子可能会碰到脏盘子。那么,我应该在哪里吃饭呢?我应该在哪里订购?

它只是一个茧。写作也是。有一次,某杂志急求一篇稿子和小说,我答应了。过了一会杂志问我写完了没有,我说,还在想。惑儒:为什么要想那么久?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开头,怎么切入。如果你是一个不同的作家,你可能已经写完整篇文章了。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想出一个开头?

我一直写得很慢。慢,不是因为我不会编码那么多字,而是怕编码太多字。有人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作家,但你不是一个技术型作家。但是我真的对技术很痴迷。我总是怀疑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描写,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每一个想法,都是一个无力的装饰或者空转折。其实就是这种怀疑,让我一开始没有进入写作,沉迷于构思的状态。甚至有“受孕癖”。自我怀疑几乎伴随着我写作的全过程,不发表我是不看的,否则我就把它们推翻,从立意开始。几乎每一部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都至少有一次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想要放弃,失去信心。但似乎这种自虐只是一种炫耀。一个会“杀”的人精力充沛,一个会否定自己的人很挑剔,这是一种相当骄傲的挑战。实际上,写作。什么?写的是作家自己,作家自己走自己的路。写作是为了炫耀和“作秀”,但“作秀”的是自己的“谱”,而不是别人的“谱”。即使不合适,不,也是一种自我满足。

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画画的,喜欢穿着沾满颜料的衣服走来走去,但那只是一种“我很庆幸”。所谓“反潮流”,无非就是逆潮流而动,与体制对抗,所以依然与体制纠缠,从而被体制绑架,被绑死,无法独立。

但是,不对抗的独立,有吗?

曾经有个女的说我“邋遢帅”,我受益匪浅。现在想来,“邋遢”“帅气”,后来叫“酷”,后来又变成“犀利”“屌丝”,都是一种“三不二”的异装癖。列夫托尔斯泰有“异装癖”,日本平安时期的穷贵族,被称为“笨人”,“笨”就是“酷”。

不要说艰苦朴素。“艰苦朴素”这个词,就像“学雷锋”一样,被糟蹋了。就说“我很幸福!”小时候喜欢说“我很开心”,就是“我很开心!”不,应该是:“我愿意!”不,“我愿意!你能管理好吗?”这个“兴”其实就是暗示性兴奋,所以那时候经常被大人打耳光,但还是喜欢说。这个“我快乐”有一种对价值判断的排斥,不管你是夸我还是批评我。

有人说:你很真实!但作者与真相无关。还有人说:你才是!作家与正义无关。作家只是“疯狗”,想咬谁就咬谁。

有人说:你总是告诉人们“珍爱生命,远离文学”。你说文艺是敌人,其实你已经被文艺侵蚀到骨子里了。

对!

都说精神病人都是被文艺害死的,苛刻放纵,这样的剪辑,死了。

编辑陈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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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理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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