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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北圩记

赵丰超1我们的村庄坐落在淮河北岸,人们管它叫北圩。说是村庄,其实它更像一个大土盆,北圩北圩,圩就是堤坝——为了避免洪水侵犯,百年来乡人以淮河大堤为基础,自觉地在村周筑了一圈人工堤。这样一来,村庄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里村”。但是,圩堤不仅…

赵凤超

一个

我们的村庄位于淮河北岸,人们称它为魏碑。这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像一个大土盆,北方的圩田就是大坝。为了避免洪水,数百年来,村民们有意识地在淮河大堤的基础上,在村庄周围修建了一圈人工堤坝。这样,村子就成了真正的“地里的村子”。然而,堤坝不仅阻挡了外部的洪水,还接收了天上的雨水。雨季来了,大堤里的水排不出去,会有一些小涝。以前人们习惯生活在泥地里,哪怕脚下扎一对丁香,现在也不行了。时代在变,村庄在变。一开始是为了修路。像画豆腐一样,在圩田里纵横修了六条路。就这样,卫子被分成了十六个方格。我的老房子在东南角附近的格子里。

近几年卫子人口不断增加,西北角的四五个广场都被墓葬占据了。大概是因为狄威不能扩建了,政府想到了盖楼。前天下午,住在西南某电网的姐姐给我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商量——我能猜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毕竟她很久没联系我了。她说,她的家乡正在拆迁,要把原来的房子都拆了,高楼重建;父母的坟墓埋在西北角的格子里,也要求他们及时搬出。据我姐说,我需要回去讲讲这两件事。所谓汩汩,就是说。当然,我能看出来,她所谓的咩咩声比这个更深。

2

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老宅倒塌的屋檐下抽烟——屋檐本来就矮,经过二三十年的风吹雨打,茅草像垂死的人的头发一样直,已经秃了。耙子上的稻草融化成土坯砌成的墙墩。墙歪了,山墙和前墙之间有个虎口一样的缝隙,但他们撑着,却不倒。墙上的木楔,和木格窗棂一起,被逼成了菱形。透过木格子,我能听到咩咩的叫声。我仔细一看,发现散放着一些羊。从屋里的气味和墙角的粪便来看,这些羊应该早就来了,只是我不知道是谁的,我姐也没跟我提起过。

原来有四栋老房子,当然最破落的是东边的那栋——现在,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红砖砌成的半高院墙。陶小猫的叫声从院墙的另一边传来。他是我的老邻居,也是我的远房表亲。

“耀哥回来了?”陶小猫把双臂搭在院墙上,递过来一支烟。不全是香烟。他现在看起来像个看戏的人。虽然他没有往下说,但是一句话从我心里冒出来:“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的确,我初中毕业不久就离开了家乡,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我没回过两三次,都是同一天走的。村里大部分人我都没见过。至于陶,我连一根头发都没见过——他常年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才回老家。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次见他可能和拆迁有关。刚进村的时候,我注意到几乎每家门前都站着人。他们要么忙着搬砖盖瓦,要么忙着修房子,要么忙着买牲畜,扩大农场。前几天我姐在电话里跟我说,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被叫回村里,就是想尽可能多的补偿。

我接过他的烟,却不急着点着。我们就那么站在那里,隔着一堵墙,彼此看着对方,想说点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2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容貌或大或小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幕似乎没有改变:我离开家乡的前一天,也就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七天,陶曾经站在院墙的另一边,但那不是砖墙,而是母亲用土坯砌成的半土墙。我十五岁,陶·小猫十三岁的时候,他踮起脚尖看院墙的这一边。我们就站在那里,隔着一堵墙,看着对方。他没有说话,只是对我笑了笑。我仍然记得他的微笑,一种不可理解的微笑。过了一会儿,他弟弟陶大毛也过来了。他比我高半头,不用踮着脚就能把胳膊搭在院墙上,但他没有。他们放松肩膀,脸上带着只有得到某种满足时才会出现的笑容。大毛说,我能尿成狗的形状。你相信吗?小猫只能认输,说,我不行,我只能尿成蛇的形状。他们在我家院墙的墙基上撒尿。不仅撒尿,后来,他们还用桶往墙上倒水。晚上,我能听到泥土被铲倒的沙沙声。我躲在西屋的破窗户下,用被子蒙住头。不知道是怕死在老房子里的父母,还是怕那些吱吱的噪音。我只能用手捂住耳朵,等待天亮。几天后,土墙被推倒了。陶和他的兄弟一起,终于挖出了长城的地基。我哭着去拉他们的时候,大毛打了个凿子,把我推倒在地。为了不让我再停下来,他骑在我肚子上,我感觉他就像一座山,真的很重很重。我躺在地上,用眼角的余光看着那堵墙——陶小猫和他的母亲,一起把它推倒了,砰的一声,他们被激起的尘土遮住了一半,就像雾里走来的妖王...

“看看就知道了。”我指着那三间破房子,就在这时,老房子里传来了咩咩的声音。

“这里已经荒废了,”陶小猫说。“这房子怕没人住。时间久了,艾草长,艾草长得更深,阴更重,人缘更薄。”从他说话的方式可以看出,他比以前平静了。

他是对的。在我面前的院子里,黄色的艾草可以长到我的腰。转到陶的院子,整个院子都是用水泥铺成的。院子尽头建了一栋三层小楼,楼顶有太阳能热水器。门窗都收拾好了,看起来像是有事。据说大毛接了父亲的活,现在独享庭院。我注意到他在我老房子的东端建了一个厨房。天渐渐黑了,他们可能在准备晚餐。一股油焖大蒜的味道从那里散发出来。

我环顾四周,他跟随着我的目光。他拿出打火机,隔着院墙点着了我的烟。为了把深秋的挡风玻璃挡在身后,他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温暖而有力。他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只是我们俩都没提过去,更别说院墙了,尽管那是在我们腋下。更何况我们说的是亲情。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的近况。说起来有点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之间唯一能说的就是亲情。在某一个瞬间,连我都觉得我们像是多年不见的兄弟。想起多年前的那些事,我就觉得很尴尬,好像我就是那个在墙上撒尿的人。

“晚上留在我家吃饭,喝一杯,好好聊聊。”他指着他的厨房,仔细听着他的手势。他能听到烹饪的咝咝声。

我摇摇头,开始认真地抽烟。这时候姐姐打来电话,她也让我去她家吃饭。我知道,吃饭就是发牢骚。

我穿着它走出苦艾,陶·小猫从院子里出来为我送行。最后,他说那些羊是他的。

在我母亲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我们的老房子被扭曲变形了。有一次,当她坐在屋子里吃晚饭的时候,一块土从屋子的耙子上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地掉进了她的碗里。她不觉得生气,不觉得倒霉,认为这是自己快死了的征兆。吃土,只有死人吃土。放下碗,她开始微弱地哭泣。不久后下了一场大雨,房子耙子塌了好几处,我就再也住不下去了。迫于无奈,我妈搬到了同村我姐家。

那时候我上初中,吃住在学校。有一天,我在教室上课的时候,邻居跑到学校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妈身体不好,不要急着回去!我不知道“不好”是什么意思,但是知道事情一定很严重,我没有收拾书包就跑到了姐姐家。当我到达那里时,门是锁着的。邻居说去了县医院。我站在路边等着,终于上了一辆去县城拉化肥的农用车。车往前跑,一路吹着它的壳腔。我顶着风站在树干上,大风狠狠地吹着我的眼睛。就在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村庄离城市这么远。

脑出血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到了医院,我妈的身上盖着白布,一块白布。就像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跟她说一句话。我和妹妹站在大车两端,看着我妈披着白布。急诊室的大厅里人来人往,我却觉得好安静好安静。母亲去世了,没有人向她告别。

后来,救护车把她妈妈送回了村子。她被从姐姐家带走,自然就被送到姐姐家了。应该是邻居的信。当时我姐夫已经在家等着了。他是个木匠。他平时在其他乡镇工作,很少回家。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像幽灵一样出现了。

我姐姐先跳下车,我姐夫跟着我。他们拦住了医生。姐夫没怎么上过学,但他有一套完美的所谓规矩——父母的棺材要停放在大儿子的房间里——他张开双臂把母亲冰冷的身体挡在外面。他还解释说,一个有物理名字的人不会冒充这个不祥的真理。门口围着很多人,但这一刻异常安静。我看着人群中的妹妹,她已经哭成了泪人。这个规定不是我姐夫定的,也不是她定的。在规则面前,我们都是孩子,除了哭,我们无所适从。

母亲被带回了老房子。虽然土房的山墙塌了,他们还是把她塞了进去。他们在主房间中间的空地上铺了一个草铺。直到被火化,她躺在那个再也不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我姐家不是我妈家,也不是我家。2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句话。他们有他们的规则,我有我的。我告诉我妹妹忘了晚餐。我在镇上开了一家旅馆。有什么话就去街上吃。我请客。

晚上八点左右,我在街上的一个小饭馆里遇到了我的妹妹。但是我姐夫没来。我问他在做什么。我姐说他还在林镇做木匠。我没有再问什么,转身点了几杯啤酒,希望能和她喝一杯。但是我妹妹还是老样子。她保持安静,不喝酒。她怀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婴儿,虎头虎脑,黑眼珠直转。这才知道姐姐已经当奶奶了。

吃饭的时候,妹妹不怎么动筷子,也很少说话。我戴着眼镜无法呼吸。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一点也不像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兄弟姐妹。她没有问我的生活怎么样,我也没有问她家里怎么样。我们装作朝夕相处、相知甚笃的人,除了谈拆迁,什么也不说。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和她不像陶·小猫那么亲近。是怀里的孩子爱说话。姐姐教他叫我叔叔的时候,他就叫我,一点也不怕。

“中间回来过两次,包了姑姑的坟,当天就走了。”后来我先说了一句,“我妈的棺材不好,怕是塌了,坟边上有个坑。”

“我听了他们的话。”妹子说。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这样,从不惊讶,似乎也从不快乐。我不知道她听到了什么,是我回来了还是我妈的坟在坑里。我不知道。和二十多年前一样,我的眼里充满了无尽的迷茫。

我说,我想把父母的骨灰带走。

不记得喝了多少啤酒,眼睛有点模糊。也许那就是霜气爬到草顶的时候。在我回来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这么多年了,我想逃离这个地方,却始终没有彻底逃离。只要我父母的坟墓还在,这里就还是我的家乡。我梦见,在梦里,那两座低矮的坟墓变成了带着血气的脐带,把我和故乡紧紧地连在一起。只要一动,就隐隐作痛。

一向逆来顺受的姐姐对此也很惊讶。她抽了一张纸巾,先擦了擦孩子的嘴,然后擦了擦眼角。她是最守纪律的人。我能猜到,她和她家乡的大多数人一样,相信落叶归根。但我也知道,她沉默的根源和她的痛苦都来自这里。村民们百年筑成的堤坝就在眼前。我们都把目光投向了那个巨大的土盆里的暮色。

“你父母愿意吗?”姐姐,她开始默默哭泣。

她还举了一个例子。陶的父亲,我的远房叔叔,生前在县城当广播员,去世后也被带回老家安葬。

姐姐说的没错,这位叔叔的墓也在巍子的东北角。我还听说,在他的骨灰被带回老家的那一天,陶挨家挨户地通知他那些没有穿五服的亲戚,也就是我们那里常说的“人门”——要求大家雇一辆车,或者一辆出租车。关键是要建立一个足够排场的舰队。有人说那是一种归乡。

“就算父母在世,我也要把他们带走。”

我羡慕那些生活完整得像一个圆的人——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地方,出去散步,死后又回到那里,就像陶的父亲一样。我们没有。我在生与死之间奔跑,就像我的职业——跑出租车。

孩子困了,我姐擦着眼泪问我什么时候上坟。我想这是再见了。我说,明天镇政府工作人员联系我,他们会把挖掘机带来。妹妹想说点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出来。她所谓的咯咯声变成了沉默。

肚子饱了,头却不晕。当我从小餐馆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黑了。我没有开酒店,相反,我又去了老房子。我想在老房子里再睡一晚。这是我多年的心结,我想哪怕只是坐一晚上,或许也能告慰父母的灵魂。

房间里很暗。深秋的夜晚已经很凉爽了。我借着酒劲趟过蒿草,摸进了老房子。可能是我的噪音太大,羊又咩咩叫了。老房子的木门已经脱落了。为了防止羊跑出来,用门板挡着。我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筒,在房间里四处摸索。我把羊群赶到最西边的房间。我移开门板,挡住了羊群。中间的房间,原来的主房间,出来了空。很多年前,我父母曾经把他们的棺材停在这个地方。我想找些柴火。今晚,我需要一盆火,不仅要驱散老房子潮湿腐烂的气味,还要驱散半夜的寒冷。我也需要热闹的气氛和烟火来重温我的家乡和童年。

突然外面传来陶小猫的声音。

“是么哥?”我能听到他还站在自家后院。他用手电筒照进了那栋旧房子。

我答应了,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的。他还没放完羊。果然,过了一会儿,他从大门绕了过来。

“我正想去你姐姐家接你。你嫂子把你的被褥都收拾好了,放在二楼。非常舒服。”陶小猫递给我另一支烟。现在他比我高。他半蹲在老房子里。

我真的不需要。我接过烟,用手电筒照了照房间角落里一个生锈的铁锅。我想坐在这所老房子里,我说。

“几十年没人住的老房子,你能坐在哪里?想和我坐在一起。”

我没有说话,而是把铁锅放在正房中间,放满了柴火。在点燃香烟的同时,我终于点燃了火盆。光和热充满了这座老房子,它的内部终于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四面墙上的土坯被雨水涂上了无法辨认的图案,诡异阴森。经过多年的黑暗,它已经成为蚯蚓、蜗牛、老鼠,也许还有蛇的家园。房间里,空只剩下几张破凳子,都是不完整的,散发着陈腐的霉味。我拿起它,坐在火盆旁边。

“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就在这里说吧。我真的不想去任何地方。我只想坐在这里。”我抬头告诉陶。陶见我真的没有离开的意思,神情有点尴尬。他也拿了个破凳子在我对面坐下。

“我只是想和耀哥说说话。”他说,“这些羊……”也许他没想到我会回来。关于羊的事情有点不好说。不过最后他还是表达了意向,说租我的地方种田,他要的是产业损失,和房子没关系。

我咽下了我计划好的话。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关于房子,二十多年前他可没这么说。在我妈搬到我姐家之前,他曾经骑在我家的墙上喊,我们的房子是他的一半。我知道这是他母亲授意的。她在村子里传播了这样的话。原因是我父亲去世早,她做广播员的丈夫帮着盖了房子。说到贡献,全村人都笑了。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但我知道这绝不是什么好话。那天,我妈搬了个凳子坐在他们家门前,骂了一下午,直到晕倒在地上。那个凳子现在在陶·小猫的屁股下面。

我妈去世后,我听我姐说,在去县医院的路上,她渐渐失去了意识,最后一句话就是要守房子。让我觉得妈妈在上面看着我们。但我知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在了。

坐了一会儿后,陶小猫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打开火,顺便用树枝末端的火花给自己点了另一根烟。

我再也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我该怎么做一个好儿子?

第一次霜冻后的第二天,真的下霜了。一路踩在灰胡子一样的草地上,球鞋很快就被霜浸湿了,湿漉漉的。我不在意这些,继续朝着更广阔更远的空旷之地走去。几座低矮的坟墓散落在杂草中,显得孤独而坚毅。

这一天,有四座坟墓。当我们到达巍子的东北角时,两台巨型挖掘机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让我惊讶的是,陶也选择了今天去给父亲上坟,这一点他第一天并没有提。他弟弟陶大毛也在,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据说他改了名字,不叫陶大毛了。当然,我看到了我妹妹,但她是一个人来的,连孙子都没带。

再往远处看,麦田里停放着几副黑漆漆的棺材,格外刺眼——有的棺材已经腐朽不堪,经不起挖掘,他们孝顺的儿子、孙子都买了新棺材。而我,怀里抱着两个陶罐。前几天准备的——我父母都火化了。别人的坟叫“捡骨”,我只能捡一把骨灰。两个陶罐就够了。

十点,选择的吉祥时间,不是一分钟。陶的广播员的父亲很自然地抓起了铲子,一个响了几十万声的鞭炮被点燃了。挖掘机伸出长臂,慢慢往下挖。根据规定,死者不能见天日。陶早已作了安排。几个大三男生撑起一块巨大的画布,瞬间把天地切开。但是,人们对待火化的人,似乎少了点什么。整个扫墓过程就像是在表演一个程序,一直持续到到点。对于未入殓的死者,人们保持着高度的敬畏,仿佛他会复活。人家看着哭着,遇到衣服完整,骨头没做完的人,还是要惊叹,还要拍脑袋。

我父母的坟在尽头,挖掘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12点。在等待的时候,我和姐姐把坟头上所有的杂草都收了起来,包括带刺的鹅食和细如发丝的棕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使用任何工具,全凭双手,挖到土里,抓到杂草的根,挖到草根,挖到蚯蚓和蚂蚁的窝,我的眼泪滚了下来。二十年风雨飘摇,虫咬一口,父母骨灰足矣?我越往下挖,就越害怕。我只好转身用事先准备好的布袋装了一袋草和土。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一袋故土也是要带走的。

挖掘机来了,钢斗轻啃泥土。

不出我所料,我母亲的棺材已经塌了。在棺材板露出的瞬间,我跳进坑里,把钢丝的一端绑在挖掘机的机械臂上,另一端绑在棺材的天花板上。就要开棺了。我和姐姐跪在坟墓上...

“别动。”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一声略带凄厉的叫声,紧接着是一声肝肠寸断的哀号。我和姐姐都愣住了。我一转头,就看到了我姐夫。他带着孙子从远处跑来。他大概刚从林镇过来,没来得及换工作服。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走近了,他甩开孩子的手,跳进坑里。就像二十多年前,他虽然不再强壮,却伸出双臂,拦住了即将打开的棺材。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停止哭泣。

秋天到了,天高太阳远,时间仿佛静止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工作人员开始上来鼓励,连陶小猫也跳进坑里帮忙。但我姐夫痛哭流涕,无动于衷。这让我有一种错觉,这个年近六旬的男人,好像积攒了一辈子的眼泪,今天要还给我爸妈。

太阳逐渐西沉。工作人员劝不动他们,就做我的工作,让我去劝。

“差不多了,”我说。“我必须带走我父母的骨灰。“我从坑里跳出来,想扶他一把,他却把头扭向另一边,继续哭。我看不到他的脸,更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我能听到他因哭泣而产生的变化。

时光飞逝,但我只能等待...

“骨灰可以带走,房子不能带走。”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说话了,但不是他姐夫,也不是他姐姐,而是他们的小孙子。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说出这句话后,仿佛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嘴唇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哭了。我真想捧着他的小脸去疼他,可是这一刻,我的脑子全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我的眼皮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咽下去之后,突然想到了那个关于脐带的梦。说来好笑,那根神经紧绷,从来不敢轻易触碰的脐带,最后还是被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剪断了。

我一眨眼就去看我姐了,她也在哭。像二十多年前一样,她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

我从坑里爬上来,带了两个陶罐和装满土的布袋。夕阳下,他们真的像一家三口依偎在一起。我告诉他们,我不要房子,我只要我的父母。我姐夫还在哭,但慢慢爬了起来,工作服上沾满了新鲜的泥土。就像前一天晚上陶小猫那样,他原谅了我。

现在终于轮到我了,但是我不敢哭。我把父母的骨灰一把把变成陶罐,怕一口气吹走。一百年的生命,也不过如此。我在心里默念。爸爸妈妈。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我会再次带你回去...

视线越来越模糊,百年大堤逐渐消失。

责任编辑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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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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