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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特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奇想

金莹布鲁塞尔是一座奇妙的城市,大广场一晚一早的喧闹与冷峻,艳阳下和大雨里的热情与萧瑟,对比强烈。广场的一角有一座塞尔克拉斯纪念碑,建于一九○二年。传说游人只要摸了雕像的手臂,就会重返布鲁塞尔。二○一九年,我再次来到这里。五年后的布鲁塞尔,城…

金英

布鲁塞尔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大广场一夜又一夜的喧闹与冷清,晴天和大雨中的热情与凄凉形成强烈的对比。广场一角有一座塞尔克拉斯纪念碑,建于1902年。传说游客只要触摸雕像的手臂,就会回到布鲁塞尔。2019年,我再次来到这里。五年后的布鲁塞尔,城市天际线丰富了,“在建”的形象依旧。慢餐运动不再流行,垃圾分类如火如荼,天鹅宾馆开始实行会员制。不变的是傍晚迷人的阳光,让人对世间万物产生好感。我们住的私人公寓离这个雕塑只有几百米,距离连不到。房间很大,朝南的一面全是落地玻璃窗。冬天一定很温暖舒适。对面家有个红发女,早上或者晚上总能看到她安静的看书。一个

五十周年纪念公园的凯旋门50周年纪念公园的凯旋门

为了弥补2014年参观学校的遗憾,我第一站去了滑铁卢古战场。从住宿地开车到50周年纪念公园不到一刻钟。上一次,我的探索到此为止。在世博馆看完“玛莎拉蒂百年展”后,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城市。展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50年代汽车设计的奢华和70年代的平淡与简约。展览中还有一个类似科普宣传的单元,讲述了比利时传教士费迪南德·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与汽车发明的关系。从50周年纪念公园开始的这段旅程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起点。从公园凯旋门所在的位置左转,你会看到充满浪漫风情的建筑。穿过一片高档住宅楼和使领馆林立的区域后,你面对的是意想不到的布鲁塞尔。相对于市中心的不优雅,不舒适,甚至闻起来不悦耳,清新空的空气弥漫在鼻端。或者城市森林,我恍惚中试图辨认。有一望无际的绿色斑块。行道树的深处有草地和湖泊,许多家庭带着孩子正在进行运动和野餐。经过十多分钟优雅舒适的旅程,我们上了通往滑铁卢所在村庄的公路。道路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就像在氧吧里开车一样。

我们所经过的区域是索尼安森林(Foret de Soignes),它既是包围布鲁塞尔大都会区的中心公园,也是包含交通枢纽的主要空间结构。这样的城市规划与一位君主有着密切的关系—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利奥是历史上唯一将森林作为准大都会的娱乐中枢进行大力开发的国王,在他的努力下,森林和城市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他在森林中规划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增添了供精英们高尔夫、赛马、湖畔散步和野餐茶会的场所。由有轨电车、铁路、漫步道和观景道构成的路网则连通了城市与森林。比利时的森林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布鲁塞尔首都地区就占了38%的份额(其余为佛兰德地区56%、万隆地区6%)。一八九七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在米贝尔公园和特鲁伦举行,成为未来城市—森林建设的开端。此后,相互嵌套的城市—森林两极复合体系演化为一个集森林、多中心城市和各种娱乐设施于一体的多极体。二战后,以林中住宅为代表,布鲁塞尔对拥抱森林的新型城市化的兴趣日渐浓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城市的环城公路也建设在森林内。时至今日,城市仍在向野外森林“扩张”。

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我们经过的区域是Foret de Soignes,它不仅是环绕布鲁塞尔大都市区的中央公园,也是包含交通枢纽的主要空结构。这样的城市规划与一位君主——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密切相关。利奥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花大力气把森林发展成准大都市娱乐中心的国王。在他的努力下,森林和城市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他在森林中规划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增加了精英高尔夫、赛马、湖边散步和野餐茶会的场所。由电车、铁路、婴儿车和景点组成的道路网将城市与森林连接起来。比利时的森林分为三个地区,其中首都布鲁塞尔地区占38%(其余为佛兰德56%,万隆6%)。1897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在米尔贝尔公园和特鲁伦举行,这成为未来城市森林建设的开端。此后,嵌套的城市-森林两极复合系统演变为集森林、多中心城市和各种娱乐设施于一体的多极体。二战后,以森林中的房屋为代表的布鲁塞尔,对拥抱森林的新型城市化越来越感兴趣。20世纪60年代,该市的环城公路也建在森林中。时至今日,这座城市仍在向野生森林“扩张”。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年)

利奥波德二世在中国被称为“建筑之王”,他的庞大工程包括安特卫普火车站、皇家艺术博物馆、50周年纪念公园等。他去过印度、中国、埃及等地,经常被描述成一个雄心勃勃的管理者。1861年,利奥写道,“海洋冲刷着我们的海岸,世界在我们眼前展开,汽船和电力缩短了距离,地球表面所有未被占据的土地(大部分在非洲)都可以成为我们行动和成功的区域。”1865年继承王位之前,利奥在远东旅行了半年。他曾说,“我的梦想是建立一家总部在布鲁塞尔的世界印度公司”。

一九九九年,美国历史学家亚当(Adam Hochschild)出版了《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King Leopolds Ghost)一书,披露了大量利奥主导下的比利时在刚果进行殖民统治的细节。根据此书展示的内容,大量掠夺的财富流入比利时,至少有六百万法朗的剥削收入被用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利奥在刚果最初的物资掠夺主要是象牙,用以制作珠宝、钢琴键和假牙。随着自行车生产的盛行,橡胶(轮胎原料)经济抬头。刚果当地的男性被强制要求采集橡胶,不能完成指标者的妻子或女儿将受到恫吓,常常以砍去手脚作为惩罚。估测当时刚果的死亡人数在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对于确切死亡人数各路专家也存有疑问,当时天花和锥虫病在非洲非常盛行,疾病也是造成人口递减的因素)。利奥有一名十六岁的情妇(Caroline Lacroix,法国人),她的绰号便是“刚果皇后”,因为在刚果的收入支付了她的华服及奢侈生活。虽然比利时的国民非常不喜欢国王的这一段恋情,利奥本人却并不介意,许多公开场合仍然携其一同出席,包括他的表亲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葬礼。

《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 美] 亚当·霍赫希尔德著扈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1999年,美国历史学家亚当·霍克希尔德(Adam Hochschild)出版了《利奥波德国王的幽灵》(The Ghost of King Leopolds)一书,披露了比利时在利奥波德领导下对刚果进行殖民统治的大量细节。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大量掠夺的财富流入比利时,至少有六百万法郎的剥削收入用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城市重建和基础设施建设。利奥最初在刚果掠夺的主要是象牙,用来制作珠宝、钢琴键和假牙。随着自行车生产的普及,橡胶(轮胎原料)经济正在崛起。刚果的当地男子被强迫收集橡胶,那些没有达到目标的人的妻子或女儿会受到恐吓,通常会被砍掉手脚作为惩罚。当时估计刚果的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500万之间(各路专家对确切的死亡人数也有疑问。当时,天花和锥虫病在非洲非常流行,疾病也导致了人口下降)。Leo有一个16岁的小三(Caroline Lacroix,法语),外号“刚果女王”,因为她在刚果的收入支付了她花里胡哨的衣服和奢华的生活。虽然比利时国民很不喜欢国王的这段恋情,但利奥本人并不介意,在很多公开场合依然带着他,包括他的表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利奥波德国王的幽灵》【美】亚当·霍克希尔德著胡喜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根据亚当书中的记载,反对利奥波德二世的运动起于安特卫普港,英国人爱德华·莫雷尔通过比利时的交易记录确认了利奥波德在刚果的奴隶身份。爱德华的判断立即得到了英国大使罗杰·罗杰·凯斯门特的证实,因为英国反对利奥的垄断贸易。随后英国议会派罗杰前往刚果考察评估人权状况,并形成报告,于1904年连同当地民众的抗议和请愿一并提交。《利奥波德国王的幽灵》将利奥描绘成与希特勒相比的大屠杀者,一经出版便在比利时引起争议。事实上,比利时并不是第一个殖民非洲的国家。英、法、德、葡等国当时在非洲也有自己的殖民地,类似的暴行也存在。

位于滑铁卢古战场中心的狮子山滑铁卢古战场中心的狮子岩。

因为导航的定位不准确,我们居然没能一下找到滑铁卢古战场。在村庄里转了一圈之后,终于看到了田野映衬下的雄踞山头的狮子。古战场的中心是一座四十五米高的土山,共二百二十六级台阶,一八二六年由荷兰统治下的比利时妇女用背篓运土的方式堆成。狮子山是为了纪念荷兰奥兰治王子威廉二世而建造的,他率领荷军作为盟军参战,肩膀被法军的子弹击中。国王威廉一世下令在其受伤之地建造纪念碑以表彰儿子。重达二十八吨的铁狮子,面朝法国的方向,据说是使用遗留在战场上的废铁铸造的。当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军与惠灵顿公爵的联合部队(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等)在两公里多的战线上进行了一天的鏖战。双方共留下了近五万具尸体。惠灵顿曾这样评论滑铁卢之战,“胜利是除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如今为了保护历史遗迹,周围禁止耕作。每年的滑铁卢战役纪念日(6月18日),这里都会上演穿着古时战袍的穿越剧。在其余的平常日子里,古战场并不热闹。狮子山的外围用铁篱笆围起,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士盘着手,气定神闲地坐在铁门前。他是来提示大家,入内需要付费的。作为一个不像景点的景点,并没有规划中的停车场。大家默契地找空地停车,不断有兴致勃勃的男士自驾前来。我们身边的车里,一位男生哼着歌曲欢快地换着球鞋,做好了要征服滑铁卢的准备。同伴前去询问,里面是否安装了电梯,我们的中国式思维一定让老外见笑了。答案是没有任何升降设备,需凭一己之力登山。风儿吹过身边的草地,虽然是八月酷暑,却感受到了一丝凉意。山头有颤颤巍巍互相扶持的老夫妻们做出眺望远方的姿势。望着脚下的历史剧场,想必也是感慨万千。

位于布拉迪斯拉发老城广场的拿破仑雕像由于导航定位不准,我们没能一下子找到滑铁卢古战场。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后,我终于看到狮子以田野为背景栖息在小山上。古战场的中心是一座45米高的土山,有226级台阶,是1826年荷兰统治下的比利时妇女用篮子运土堆积而成的。狮子山是为了纪念荷兰奥兰治的威廉二世王子而建造的。他作为盟军带领荷兰军队参战,他的肩膀被法国子弹击中。威廉一世国王下令在他受伤的地方建造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他的儿子。面对法国的28吨重的铁狮子,据说是用战场上留下的废铁铸造而成。当时,由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和惠灵顿公爵的联合部队(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等。)在两公里多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天。双方留下近5万具尸体。惠灵顿曾这样评价滑铁卢战役,“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最大的悲剧”。如今,为了保护历史遗迹,周围禁止耕种。每年滑铁卢战役纪念日(6月18日),都会有一场穿着古代长袍的穿越剧。在剩下的平凡日子里,古战场并不热闹。狮子岩外围用铁栅栏围了起来,一个戴墨镜的男子淡定地坐在铁门前。他在这里提醒大家,入场费是要收的。作为景区不像景区,没有规划停车场。大家都很默契的找空停车,总有热心的男士开车过来。在我们旁边的车里,一个男生哼着歌,开心地换着球鞋,准备征服滑铁卢。我的同伴去问里面有没有安装电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一定让外国人笑了。答案是,没有任何起重设备,你得自己爬山。风吹过身边的草丛,虽然是八月的炎夏,但还是感觉到了一丝凉意。老两口用颤抖的山岗相互扶持着,做了一个眺望远方的手势。看着脚下的历史剧场,你一定感慨万千。布拉迪斯拉发老城广场的拿破仑雕像

二○一五年滑铁卢战役二百周年之际,狮子山山脚下建成了一座纪念馆。主要用来全面展现滑铁卢战役的经过及其在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意义。设置的展览包括军官制服、战略战术以及军队后勤保障等,还可以通过3D视频来感受战争的惨烈。不过最吸引我目光的是摆放在古战场餐厅门口的拿破仑雕像,充满了戏谑的味道。与巨大的山头狮子相比,这一具石像的大小只是孩童的身高。长筒皮靴、肩章和四角帽,拿破仑服装的典型要素一应俱全。他双手环抱在胸前,有点无可奈何,又有点无所谓。给一位失败者留下放塑像的位置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呢?在游客们看来,这件雕塑更像是一个看板,招揽爬山累了的人们来用个餐。也许没有了“拿破仑”,场景的意义就不明朗了。拿破仑已经成为欧洲旅游的招牌标识。在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老城广场,也有一座他的铜像,戴着标志性的帽子,身体前倾靠在椅背上。这是供游客休息的道具,人们坐在椅子上反过手来顺便可以刮刮他的鼻子,鼻端的铜色也尤其光亮,或许世人都想感受一下“征服”拿破仑的味道吧。铜像的身后是法国大使馆。

雅克- 路易·大卫《马拉之死》2015年滑铁卢战役二百周年之际,狮子山脚下建起了纪念馆。主要用于全面展示滑铁卢战役的过程及其在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意义。展览内容包括军官制服、战略战术、军事后勤保障等。,而且还可以通过3D视频体验战争的惨烈。但最吸引我眼球的还是古战场餐厅门口摆放的拿破仑雕像,充满戏谑。与巨大的山狮相比,这座石像只有一个孩子的高度。长靴、肩章、比瑞塔,拿破仑服装的典型元素一应俱全。他双手抱在胸前,有点无奈,又有点冷漠。给失败者留个地方放雕像是出于什么考虑?在游客眼中,这座雕塑更像是一块广告牌,邀请爬山累了的人来吃一顿饭。也许没有拿破仑,这个场景的意义就不清楚了。拿破仑已经成为欧洲旅游的标志。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老城广场,也有他的铜像,戴着标志性的帽子,身体前倾靠在椅背上。这是供游客休息的道具。人在椅子上翻手就可以刮他的鼻子,鼻子上的铜色特别亮。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想感受一下“征服”拿破仑的滋味吧。铜像后面是法国大使馆。雅克-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

BBC纪录片曾经提到过欧洲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滑铁卢战役纪念日,游客疯狂购买拿破仑的相关商品,有些受访者根本搞不清楚这场战役谁是输家。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古代战场会在战役二百周年时修建纪念馆来澄清历史事实的原因。“滑铁卢”这个词有太多的文化解读。通常意味着惨败。在法国,这意味着对拿破仑的怜悯和同情,而在英国,这是一种胜利。许多欧洲城市都有以滑铁卢命名的广场或街道。2018年在伦敦的时候,住在“伦敦眼”附近的酒店。从阳台上,我看到了滑铁卢车站,几乎每分钟都有红白蓝三色的火车进进出出。1848年建成通车的滑铁卢车站,站台结构极其复杂,可见其在伦敦交通中的枢纽地位,以及滑铁卢的胜利对英国人的意义。然而,拿破仑在英国也有著名的同情者。当英国军队在滑铁卢打败法国军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人们非常高兴。只有诗人拜伦说这个消息是多么令人沮丧。拿破仑被流放后,拜伦还写了一首诗《拿破仑的告别》。这让人想起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提到的:“失败让失败者更加高贵,倒下的波拿巴似乎比站着的拿破仑还要高。”二

在布鲁塞尔,还有一件事是一定要做的,那就是去皇家艺术博物馆看雅克-路易·大卫的代表作《马拉之死》(1748-1825)。经常有学生在画中看到这幅画的改编版,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把玛拉手中的笔记改成试卷或作业,以示绝望或濒死状态。对《马拉之死》这幅画的研究是一项突出的艺术史研究,围绕其背后人物的遭遇、政治生态乃至临摹细节的真实性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形式的、符号学的、政治的解释,让这个作品本身从绘画变成了文字。大卫的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挂在卢浮宫的拿破仑加冕礼,那是高中美术课本上印的。当时美术老师把德拉克洛瓦的《引导人民的自由》、季立克的《美杜莎的木筏》、大卫的《绘画》作为欧洲美术史的开篇课程来讲解。它们似乎是我了解西方艺术史的第一站。

雅克-路易·大卫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富裕家庭。九岁时,他目睹了商人的父亲被枪杀,母亲离家出走。他被送到寄宿学校,由他的两个建筑师叔叔抚养长大。家庭计划是让大卫从事与建筑或法律和医学相关的职业,但他爱上了绘画。著名洛可可艺术家鲍彻是大卫的远亲。在他的安排下,大卫师从约瑟夫-玛丽·尹渭渭(1716-1809)。韦恩是最早创造新古典风格的画家之一。他是罗马法兰西学院的院长,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埋葬在先贤祠的画家。鲍彻把大卫送到韦恩的门口,因为他发现大卫不喜欢洛可可风格的画。当时,韦恩还在法国皇家绘画雕塑学院任教,该学院是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前身,也是继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之后,在西方世界建立的第三所美术学院。从1648年成立到1793年被废除,该学院统治了法国艺术界150多年。

1766年,大卫进入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他的个人抱负是赢得著名的罗马奖(Prix de Rome,该奖项由法国政府于1663年至1968年设立,旨在资助法国年轻艺术家赴罗马学习)。四次失败后,大卫终于在1774年获奖,期间他甚至进行了极度绝食来磨炼自己。获奖后他说“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呼吸”。1775年,大卫和他的导师韦恩去了罗马。1779年在庞贝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坚定了他对古典主义的信念。大卫钻研古希腊罗马雕塑,画了四年素描。大卫的第一个订单是祭坛画,他的画逐渐确立了他在艺术领域的声誉。自视甚高的大卫谢绝了奖学金留在罗马,毅然回到巴黎,开始了他的画家生涯。大卫很快进入学院任教,招收了许多学生,并建立了自己的画室。他的画作在沙龙中展出,他经常采用一些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做法来展示自己的作品,比如与传统叙事不同的摆放顺序和戏剧性的解释。大卫的一些学生不能同意他的非常规操作。然而,作为一名教师,大卫本人是非常自信和宽容的。他从不羡慕那些有才华、被认可的学生,也从不担心他们未来的地位会超过自己。初露头角的大卫甚至引起了后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注意,他对1787年画的《苏格拉底之死》赞不绝口。然而,大卫在艺术圈的崛起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才华,还有他妻子在《出身名门》的帮助。1782年,大卫与玛格丽特·夏洛特·佩库尔(1764-1826)结婚。她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建筑商,承包了卢浮宫的建筑业务,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和人脉。

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里说:“十八世纪中叶以前,艺术家几乎很少超出狭隘的图解范围,难得有人去描绘传奇场面、中世纪逸事或当代历史。不过,这种情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迅速地改变了,艺术家突然感觉选择什么做题材都没有限制了。” 对于大卫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他本人说过:“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大卫总是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他在一七八四年绘制的《荷拉斯兄弟之誓》被视作是人民斗争的代言。一七九三年,大卫加入了资产阶级左翼的雅各宾派,成为罗伯斯庇尔的战友。他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妻子也因此离开了他。此时的大卫以公共教育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的委员身份从事大量的革命艺术活动,完成名作《马拉之死》。该画作在当时被称作“革命的圣殇”(pietà of the Revolution)。在罗马的伯多禄大教堂,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名作《哀悼基督》的名称即为“pietà”。喜爱古希腊罗马雕塑的大卫一定在游学期间多次观看过这一作品。圣母怀抱中的耶稣垂下的手臂,和躺在浴缸中的马拉垂下的手臂,在视觉上是如此共通。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皮肤病的马拉在他的画中有着大理石般光洁的肌肤。

雅克- 路易·大卫的自画像(1794),藏于卢浮宫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说:“在18世纪中叶之前,艺术家很少超出插图的狭窄范围,也很少有人描绘传奇场景、中世纪轶事或当代历史。然而,这种情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迅速改变,艺术家们突然觉得他们可以选择的题材是没有限制的。”对于大卫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迁,才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他自己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某种政治理念获胜。”戴维总是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他在1784年起草的《霍勒斯兄弟誓言》被视为对人民斗争的认可。1793年,大卫加入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派,成为罗伯斯庇尔的战友。他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所以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此时的大卫作为公共教育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的成员,从事了大量的革命艺术活动,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马拉之死》。这幅画当时被称为“革命的圣像”。在罗马的彼得大教堂,米开朗基罗悼念基督的雕塑被称为pietà。热爱古希腊罗马雕塑的大卫,在游学期间一定多次看过这个作品。圣母玛利亚怀中的耶稣垂臂和躺在浴缸中的玛拉垂臂在视觉中是如此常见。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患有皮肤病的玛拉在画作中会有大理石般光滑的皮肤。雅克-路易·大卫的自画像(1794),藏在卢浮宫。

“热月政变”后雅各宾派倒台,大卫被控叛国罪,并在一七九四年八月被捕。大卫被贬为“艺术暴君”,他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护,但没有人听懂他在说什么。年少时爱上击剑的大卫曾在运动中受伤,导致脸部的会话神经损伤并引发了肿瘤,造成了永久性的容貌瑕疵和语言功能障碍。在狱中,他求来了一些颜料和画笔,为自己画下了著名的自画像。画作上脸部的伤痕清晰可见,但画家本人的形象却是浪漫而纯真的。微红的脸颊,蓬松的卷发,握着画具的有力的手,敞开的衣领,仿佛袒露出他纯净透明的心。大卫用色彩和画笔精心雕琢了一个年轻化的自己,似乎抹去了作为政界叱咤风云的老手的痕迹。不过,从画像上不能对焦的眼神来看,大卫在狱中的确出现了视力变弱的症状。在一七九五年十月大赦之前,他就从监狱中被释放了出来。

《拿破仑的加冕式》在热月政变中雅各宾派倒台后,大卫被控叛国罪,并于1794年8月被捕。大卫被贬为“艺术暴君”。他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护,但没人明白他在说什么。年轻时爱上击剑的大卫在运动中受伤,导致面部会话神经损伤,引发肿瘤,造成永久性面部缺陷和语言功能障碍。在监狱里,他要了一些颜料和画笔,为自己画了一幅著名的自画像。画中脸上的伤痕清晰可见,但画家本人的形象浪漫而纯粹。他泛红的脸颊,蓬松的卷发,握着绘画工具的有力的双手,敞开的衣领,似乎都透露着他纯净透明的内心。大卫用色彩和画笔小心翼翼地雕刻了一个更年轻的自己,似乎抹去了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老兵的痕迹。然而,从画像中不专注的眼睛来看,大卫在狱中确实表现出了视力受损的症状。1795年10月大赦前,他被释放出狱。拿破仑的加冕典礼

获释后,大卫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开始好转。来自欧洲各地的数百名年轻画家向他学习绘画,包括安托万-让·格罗、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和其他后来成为大师的艺术家。1796年11月,他的前妻与他再婚。1799年,大卫对萨宾妇女的调解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不久他成为了拿破仑一世的宫廷画家,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拿破仑加冕》、《升旗》、《拿破仑越过圣伯纳德山》、《拿破仑在办公室的形象》等作品。拿破仑的加冕画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程。在写之前,大卫让人做了一个模仿加冕全景的木偶模型盘,练习画面光线的调节。他的智慧充分体现在绘画细节的剪辑和处理上。为了巩固王位,拿破仑狂妄地要求教皇庇护七世亲自来巴黎为他加冕。然而,在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典礼上,拿破仑拒绝向教皇下跪。他把王冠戴在自己身上。在这幅画中,大卫选择了皇帝为女王加冕的场景的后半部分。穿着紫色天鹅绒和华丽斗篷的拿破仑已经戴上了王冠。他手里拿着一顶小皇冠,准备把它戴在跪在他面前的约瑟芬女王的头上。这幅画既起到了新闻报道的纪实功能,又不为难教皇。拿破仑非常满意。从此,大卫又一次以新的热情投入到艺术创作中,为拿破仑的政权宣传服务。

1850年滑铁卢战役后,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不得不清理所有与拿破仑有关的人员。虽然法国法院向大卫提供了画家的职位,但他害怕自己最终会面临清算,拒绝了。1816年1月,在学生的帮助下,他和妻子逃到布鲁塞尔定居,度过余生。在布鲁塞尔,大卫放弃了现实题材,沉浸在对古代社会的向往中。大卫的创作兴趣又回到了古希腊罗马的题材,他的创作主题是小规模的神话场景、布鲁塞尔市民的肖像、拿破仑的流放者。在那里,他影响和培养了布鲁塞尔的一批艺术家,如弗朗索瓦-约瑟夫·纳维兹。在纳维兹的帮助下,大卫完成了肖像画《三个女人》。他的一些学生试图通过谈判来操作他回法国的过程,但结果并不理想。面对愤怒的学生,大卫说,别叫我去争取我应得的。我不需要做别的。我已经为我的国家做了我应该做的一切。我建立了辉煌的学校,画出了经典的画作,让整个欧洲向他们学习。我已经完成了人生中需要讨价还价的部分,就让政府这样对待我吧。

在布鲁塞尔的日子,大卫白天在画室工作,晚上听听音乐看看戏,一次散场回家时被一辆马车撞倒。此后身体每况愈下,但他还是努力接单绘画,并完成了《维纳斯与被三美神解除武装的马尔斯》(1824)的巨作。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卫在布鲁塞尔去世,妻子不在身边,她因为虚弱的身体状况正在巴黎就医。大卫后被安葬在布鲁塞尔艾弗尔公墓。法国君王拒绝将他的遗体运回祖国埋葬。大卫的妻子离世后,他们的儿子偷偷将大卫的心脏藏在玛格丽特的棺材中,终于随妻子一起安葬于法国,如今在巴黎的拉雪兹公墓。在一九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法国政府提出想要回大卫的遗骸,比利时政府没有同意。现在他的墓地成了历史纪念碑。

兰波,摄于17岁大卫在布鲁塞尔的日子里,白天在画室工作,晚上听音乐看戏,放学回家被马车撞倒。此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仍努力接单作画,并完成了名作《维纳斯和马尔斯被三位美神解除武装》(1824)。1825年12月29日,大卫在布鲁塞尔去世。他的妻子没有和他在一起。由于身体虚弱,她在巴黎接受治疗。大卫后来被安葬在布鲁塞尔的艾佛尔公墓。法国君主拒绝将他的遗体送回祖国安葬。大卫的妻子去世后,他们的儿子将大卫的心脏偷偷藏在玛格丽特的棺材里,最后和妻子一起葬在了法国,现在在巴黎的拉切兹公墓。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法国政府提出要回大卫的遗体,但比利时政府不同意。现在他的墓地是一座历史纪念碑。兰博,摄于17岁

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魏尔伦(保尔·魏尔伦,1844-1896年)

当大卫被流放到布鲁塞尔时,他带走了马拉的死亡。他的肖像在他死后被出售,而《马拉之死》则由他的儿子保管,现在单独陈列在比利时皇家艺术博物馆。三

莫华伦在歌曲《欧洲的天使》中唱道,那不是维也纳、米兰或巴塞罗纳。他在一个雨夜从科隆到巴黎恋爱,在布鲁塞尔创作了一首情歌。布鲁塞尔可能是一个适合记录情绪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竖立着一块纪念牌,纪念1991年11月10日,法国诗人阿瑟·兰波(1854-1891)逝世一百周年。牌匾上写着:1873年7月10日,在这家酒店(A La Ville de Courtrai),魏尔伦(1844-1896)开枪打伤了兰博。两位伟大的诗人在布鲁塞尔结束了他们特殊的感情,随后魏尔伦被捕入狱,兰博回到家乡休养并开始写作。在完成诗歌《地狱的季节》和散文《彩画集》(又名《灵光集》)后,蓝宝终止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在遇到魏尔伦之前,兰博三次离家出走,于1871年10月步行到布鲁塞尔,并于1871年2月和4月步行到巴黎。据说兰博身无分文,无处可去,曾和巴黎公社的战士们打过仗。1871年5月,兰博回到家乡沙勒维尔后,写信给他的拉丁语和修辞学老师乔治·伊桑巴德和他的朋友保罗·德莫尼,陈述了诗歌的新概念,这在文学史上被称为“voyant letters”。兰博说:“我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通灵者...他必须让各种感情经历一个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误,各种爱、痛苦、疯狂,这样一个诗人才能成为通灵者。他寻找自己,喝下所有的毒药来保存他的本质。”

一八七一年九月底,兰波受魏尔伦之邀,带着诗稿《醉舟》前往巴黎。魏尔伦欣赏兰波的天赋,渴望从他那年轻茂盛、富有朝气的热情里获得写作的灵感,而兰波也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渴望。根据传记电影《心之全蚀》(Total Eclipe,1995)的描述,为了兰波,魏尔伦抛弃刚刚生育的妻子,与他出走伦敦和比利时,一起写诗,一起生活。没有了魏尔伦岳父的赞助,日子过得相当狼狈。两人为了维持生计,时而教书为生。同时,兰波经常为了魏尔伦在他和家庭之间的摇摆生气,为一些小事而争吵。有一次魏尔伦把兰波赶出屋子后又后悔,花了好几天找他,最后在街边的垃圾桶发现了正在翻找食物的兰波。年长的魏尔伦抱着小他十岁的兰波痛哭。两人就这样互相需要却又彼此伤害着。正如鲍勃·迪伦在《当你离去我倍感寂寞》(Youre Gonna Make Me Lonesome When You Go)里唱的,“我俩的关系彻底决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魏尔伦和兰波,但我无从与之相提并论”。鲍勃将兰波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前辈和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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