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失落和诗的新生

象征不仅是一个修辞和概念问题，也是一个意义的实践问题。世界的象征规律与自然秩序密切相关，环环相扣，生生不息；这个规律既满足了人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意义需要，又解决了关于生产本身的困惑，甚至解决了死亡问题。在古老而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和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更大循环(天人合一)的表现，死亡就是重生。

随着理性的扩张和现代性的出现，线性的时间神话被建立，随之而来的是革命的合法化和现代国家秩序的建立。其间，伴随着人们观念的解放与失范——符号从宗教领域进入了世俗领域，革命的符号叙事取代了宗教的符号叙事。以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为标志，符号实践被彻底从生产生活领域挤压到生产生活的终端——符号不再赋予人类实践以意义，而只是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结果提供解释；出现了一种商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是建立在等价交换而不是象征交换的基础上的，对外光鲜，对内支离破碎。

毫无疑问，符号既有庇护的意义，也有强制的意义。个人对他所依赖的象征秩序的接受有一种张力；尤其是当象征秩序在衰落、动荡、交替的时候，个人的敏感就越来越明显。这也是诗歌话语意义张力的基础。在破碎的现代生存境遇中，诗歌借助象征充当了现代世界的神话。诗人的牺牲性身份正是在这个现代神话中出现的，他们致力于构建一个新鲜的、个体的修辞经验和知识体系，以对抗既定的话语秩序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只有在诗歌中，语言如新；唯有语言，世界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