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利用商人“捞”情报

李晓巧

70多年前，日本实行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1635年，长崎是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规定只有三个国家的船只可以进入，其中一个就是中国。

很多清商登陆长崎与日本人做生意，但日本对清商有一个硬性规定:原则上每年来日本的清船不能超过70艘。据日本人宫古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1648年到1688年，40年间接受了1736艘清朝商船。

清朝商人到了日本都住在哪里？清初商人到了日本，可以自由选择租用私宅。但在1666年，长崎官方要求入港的清朝商人改为“宿镇制”，即按规定必须住在街道安排的住处。这样一来，日本政府既可以获得大量可控的资金，又可以加强对华商的监控，可谓一举两得。但“宿镇制”经常引起清朝商人与日本街头接待人员的纠纷，甚至导致其他不道德的事情频频发生。于是，从1689年开始，去日本长崎的清朝商人就住在当地政府修建的唐人街里。日本政府明文规定，所有进入长崎港的中国人必须住在有围墙的唐人街。此后，日本其他港口纷纷效仿。

同样在九年(1770年)，日本外相前田龙原到中国递交贸易契约的请求时，希望清朝也与日本签订贸易条约。因为日本和欧美“与太西十四国结盟”，都签订了贸易条约，而很多中国商人在日本做生意。因为中国没有和日本签订贸易条约，清朝的商人经常被欧美商人排挤。同治十年(1771年)，清朝与日本签订《中日和解条约》。根据史料，这是近代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唯一的平等条约。

《中日复辟条约》签订后，清朝商人在日本获得了合法地位和权利，可以走出唐人街从事商业往来。而且，通商口岸也扩大到了横滨、长崎、大阪、新潟等八个港口城市。当时横滨有4000多华商，是1893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记载，当时日本华商分为三个集团:福建集团、广东集团和三江集团。其中“闽粤人早到，生理旺；三江帮后，人数很少。”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禁止所有中国商人进入日本大陆。

清朝商人在日本主要从事哪些行业？1877年清朝人写的《使东述略》中，记述了清朝商人在日本从事的都是卖糖、卖棉花、卖水产等等小本经营。晚清时期，则以“三把刀”名气最大，即：剃刀（理发）、刮浆刀（裁缝）和菜刀（饭馆）。此外，“华人经营的商业，七十二行俱备”，有杂货、粮食、藤织等等，但是，清朝商人在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不少制约，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限制更加明显，压榨更加深重。清朝商人在日本主要从事哪些行业？1877年，清朝人写了《东瀛略》，描述清朝商人在日本从事卖糖、棉花、水产品等小生意。清末“三刀”最为著名，分别是:剃须刀(理发)、刮浆刀(裁缝)、菜刀(饭馆)。此外，“七十二行中国人经营的企业是可用的”，包括杂货，食品，藤编等。但清代商人在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诸多限制，尤其是甲午战争后，限制更加明显，压榨更加严厉。

清朝商人在日本做生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给日本提供信息，写“风评书”。

经过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日本相当封闭。建国前后，他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按照传统，他们最先关注的是当时亚洲的“大哥”——清国。因此，日本政府热衷于从在日本做生意的清朝商人那里“挖掘”信息，而这些信息中最重要的就是“风评书”。

所谓“风讲故事”，是指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在长崎入港的华商，要向主管外贸事务的长崎县(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类报道统称为“风评书”，意为“谣言”。华商的报告叫“唐式评书”，也叫“清商口单”。如果清朝的商人不配合“明商令”的规定，他们在日本港口的贸易就会受到百般指责，甚至被遣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商人只能逆来顺受。比如1840年7月，清朝商人周爱亭来到日本长崎，以“风评书”的形式向日本政府描述了从禁烟谈判到中英武装冲突的过程。1841年6月，沈云谷、等清商向日本政府报告了鸦片战争第二年的新动向，并写下了书面文件，“英夷侵，则广闻”。1852年，清朝商人杨绍棠报告了太平军的初步情况。1854年冬，他继续以书面形式向日本政府报告太平军四年起义的情况，等等。这些“唐式评书”对日本了解世界大势、中国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实际情况，总结教训，制定自己的治国纲领，乃至调整对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不仅需要“大数据”，还需要小细节。长崎知事还专门派人给清朝商人做了调查笔录，内容涉及到清朝人全方位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洗脸、走路、干活的所有细节。然后，他们让画师和这些清朝商人“聊天”，让他们描述一下清朝当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中的各种器皿，然后一一画下来，回去整理研究。

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东西？因为日本封闭了两百多年，它突然开放所带来的焦虑，或者说对知识的渴望，几乎和清末欧美包括宪政对知识和信息的迫切需求是一样的。日本急切地想知道当时领先的亚洲国家清朝是怎么回事。同时，从日本收集中国情报的细致程度来看，日本不仅想了解中国，其野心也不用说了。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看来日本人可以把商场当成战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