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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院士:传染病问题大多是人与微生物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夏瑾2021年10月16日—17日,以“应对新挑战:科技助力城市的发展与治理”为主题的“天津论坛2021”成功举行。6场分论坛以及两场圆桌会议同期举行。与会学者嘉宾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公共卫生安全”等分论坛议题展开研讨。来自韩国、日…

徐建国院士:传染病问题大多是人与微生物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夏瑾

2021年10月16日—17日,以“应对新挑战:科技助力城市的发展与治理”为主题的“天津论坛2021”成功举行。6场分论坛以及两场圆桌会议同期举行。与会学者嘉宾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公共卫生安全”等分论坛议题展开研讨。来自韩国、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17个国家,以及国内各地共200多位各界嘉宾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出席论坛,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传染病在过去是医学问题,现在还是国家生物安全问题。在生物安全里,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名列第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徐建国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公共卫生安全”分论坛上说。

他指出,传染病的趋势在发生变化。过去,传染病主要是由于贫穷和不卫生引起的,而现在的传染病主要与生态和人类行为改变相关。但追根究底,传染病问题其实大多是人与微生物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如何理解传染病的发生?徐建国解释说,第一次卫生革命前后,人类大幅度改善了贫穷和不卫生的状况,然而传染病并没有就此消失。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国际交流增加、土地开发、边远地区的雨林开发、人与动物宿主接触的机会增加,传染病种类有增无减,传染规模也更加庞大。徐建国总结说:“很多传染病的暴发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相关。”

徐建国介绍,他和几个研究团队合作,几年前完成了一项动物源性病原体及其致病性的研究,研究病原体如何在人、动物、媒介昆虫之间传播。研究团队在2017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存在17种新的传染病暴发风险,其中包括西尼罗病毒、寨卡病毒、山羊无形体病毒,以及类似SARS的新发冠状病毒。研究还提到,在过去的39种新发传染病中,有15种与媒介相关,包括SARS 病毒、新型布尼亚病毒、山羊无形体病毒等。

徐建国认为,中国传染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总结为3点:经济卫生敏感型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行为、生态型传染病有增长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染病。

他介绍说,目前传染病产生的原因有很多:

一些传染病的发生是因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病原体变异也会引起一些传染病流行;还有一些是输入性传染病,例如黄热病、寨卡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裂谷热、非洲猪瘟等;有些传染病的发生与生态相关,例如人粒细胞无形体病毒和新型布尼亚病毒;有些传染病的发生与野生动物相关,例如SARS、人粒细胞无形体病、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有些传染病的发生与社会行为相关,例如由于不健康的饲养模式和销售模式引发的禽流感,不健康的养殖模式导致猪链球菌感染,以及大肠杆菌O157感染和布鲁氏菌病等;有些传染病的发生与个人行为相关,例如HIV、梅毒,以及由于对病猪处理不当导致的猪链球菌感染,由于对病禽处理不当、活禽销售不当导致的禽流感等;大规模食品供应模式也会导致相关传染病,例如2010年欧洲暴发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O104:H4引起的疫情;还有些传染病是因为新的病原体诞生,例如SARS、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山羊无形体感染、蜱传病毒等。

新的病原体包括已知病原体的新血清型、基因型,以及新发现的已知病原体的新的宿主动物。徐建国介绍,我国目前发现新的病毒和病原菌的基因型、细菌和病毒新的血清型,合计在100种左右。

新的病原体还在不断地被发现,同时还有被忽略的病原体,以及未知细菌和未知病毒。

“人类分离到的病毒,不到病毒种类的1%,99% 的微生物是人类未知的。人类分离到的细菌,远远低于细菌种类的1%。”徐建国说,“估计野生动物携带约133万种病毒,其中54万~70万种对人具有致病性。青藏高原旱獭、秃鹫等野生动物,每种可携带400~800种细菌,其中至少四五十种已知细菌对人是致病的。藏羚羊肠道细菌的99.8% 以上是未知的。西班牙科学家估计,世界上可能存在1012种原核生物,其中主要是细菌。学术界正式命名的细菌仅有1.5万种。我们生活在微生物的世界里,人类和微生物的关系,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2020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2021年4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正式施行。徐建国表示,在国家生物安全中,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是第一位的。

国家安全4大新兴领域包括: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和生物安全。出于对极端环境生物安全的考虑,徐建国认为,应该对深海和极地安全进行重新审视。

在地球生物圈中,海洋生物圈占总体积的90% 以上和总面积的70%以上。徐建国认为,深海微生物资源、深海病原微生物及其致病性与致病机制的研究,既是国际上深海生物研究的前沿方向,也是各海洋强国进军深海的重要关切,隐含着各国深海生物安全和重大战略资源利益。

极地是国家“战略新疆域”,有着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国家利益。极地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冰冻圈退缩加剧,大量病原微生物“解冻”。“全球冰川不断退缩,一些封存的病毒和病菌正在悄然释放。”徐建国说,地球覆盖着约1600万平方千米的冰川,占大陆面积的11%。全球每年从冰川融水中大约释放出1017~1021个细菌和古菌细胞,病毒样颗粒物在每毫升冰川融水中有104~109个。2001-2006年,我国年均冰川融水径流量为795亿吨,估算我国每年从青藏高原冰川融水中释放病毒样颗粒有1020~1026个。

“过去研究病原微生物,往往是在某种传染病发生之后开始的。因此,人们说我们是马后炮。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太大,所以,我们需要主动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发传染病。主动预防,把防控工作开展在新发传染病疫情发生之前,把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徐建国说,应该开展反向病原学研究,通过发现和研究未知微生物,評估这些未知微生物的潜在公共卫生意义,提出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发病原体目录,提前采取防控措施。

他同时强调,预防传染病,最重要的是保持人与环境、人与微生物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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