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文学作品)

戴燕

一个

在文学史上，经常会出现某种风格在某个时代突然崛起的现象。一时间，采用这种文体的作家蜂拥而出，后来人们把这种文体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标志，如唐诗宋词。可称为汉代文学标志的是辞赋，而推动辞赋成为汉代二三百年写作潮流的是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 118)生于汉文帝至汉武帝时期。这个时代，按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是在文帝“慷慨大度”、“天下归来”之后，在景帝“平定七国”之后，天下一片愁云惨雾，盛世一片。到汉武帝即位之初，汉兴已有70余年，“国家无事”，在空之前已经实现了繁荣。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诗·吉太公·平竹书》序)。成都“土地肥沃，河流肥沃，林木葱郁，瓜果累累”，也是一个“民以食米鱼，死以忧”(《汉书·地理志》)。

幸运的是，比他同时代的人小20岁的司马迁首先记录了司马相如。在长达9000余字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不仅讲述了的生平，还抄录了他的著作，包括《子胥赋》、《上林赋》、《虞巴蜀赋》、《蜀中长辈难》、《上书谏猎》、《哀》、《任达赋》、《封禅文》等，让人们了解他。

不过，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司马相如年少时读书学剑，本来崇奉的是战国时的赵人蔺相如。蔺相如最出名的事迹，是他替赵王向强秦抗争，一则完璧归赵，一则逼秦王击缻（《史记·蔺相如传》）。司马相如起初就是要做蔺相如那样的策士，服务于一方诸侯。可是时代不同了。他先是出资得了一个郎官身份，到首都长安做武骑常侍，因为不愿意在汉景帝狩猎时跟着去同猛兽格斗，便投奔了梁孝王。

《史记》（全十册）中华书局2014 年版然而，据司马迁说，年轻时学习剑术，最初崇拜蔺相如，战国时期赵人。蔺相如最著名的故事是他为了赵王与强秦作战，把他完好无损地还给了赵，并迫使秦王打击他(《史记·蔺相如列传》)。起初，司马相如想成为蔺相如那样的谋士，为诸侯效力。但是时代不同了。首先，他花钱买了一个关的职位，然后去了首都长安，做了一名骑士。因为韩晶皇帝打猎时，他不想与野兽搏斗，所以他投奔了梁孝王。《史记》(全十卷)中华书局，2014年版。

《汉书》（全十二册）中华书局2016 年版《汉书》(全十二卷)，中华书局2016年版。

投奔梁孝王是在“七国之乱”以后。当吴楚赵等七国在汉景帝初年相约叛乱时，梁孝王是站在汉景帝这一边，因此景帝前元七年（前150）他到长安时，不仅有汉景帝陪他游猎上林苑，窦太后也准备立他为太子，是在袁盎等大臣的抵制下，才确立了胶东王亦即后来的汉武帝。司马相如就是在这次随着梁孝王离开长安的。梁在诸侯国中是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孝王以前为怀王，怀王太傅便是有名的洛阳才俊贾谊。梁孝王从淮阳王转迁过来，屡获“赏赐不可胜道”，园囿宫殿的规模、出警入跸的仪仗，都“拟于天子”，因此，他招延四方豪杰，像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以及淮阴人枚乘、吴人严忌等就都跑了来（《史记·梁孝王世家》）。司马相如同这批“游说之士”一见如故，他大概也还听说过已故的贾谊，就跟着他们一起到了梁。

卓文君画像“七国起义”后我去了梁孝王。汉景帝初年赵等七国谋反时，是站在汉景帝一边的。所以景帝第七年(公元前150年)到达长安时，不仅景帝陪他在上林苑游猎，窦太后还准备封他为太子。正是在袁盎和其他大臣的抵抗下，汉武帝建立了胶东王。就在这个时候，司马相如和梁孝王一起离开了长安。梁是诸侯国中的大国，是“天下最繁华之地”。之前，小王是王怀，王怀太傅是著名的洛阳才子贾谊。梁孝王从淮阳王迁来，多次获奖。园宫的规模，警察的仪仗礼仪，都是“皇帝提议”的。于是，他广纳天下英雄，如齐人的、龚、、淮阴人的梅成、吴人的燕姬(《世家》史记)与这些“说客”一拍即合，大概听说过已故的贾谊，于是跟随他们来到梁。卓文君肖像

《凤求凰》黄

邹杨、梅成、晏几多，早在吴。当时的诸侯国普遍比较强大，都想招募贤士“治理自己”。吴是其中最富有的一位，他们在吴都是“以文论名”的。后来，他们发现王武想造反，他们一起试图劝阻他。邹杨说，天子已经强大，这就像“周鼎从汉朝恢复”，所以他们不能再轻易挑战他。梅成还说不要误判形势，“拿着工资救火”，但劝阻无效，就一起跑去找梁。梅成景帝被迫惩罚晁错后，也曾警告吴王，吴与皇帝的关系就像一只附在一群牛身上的苍蝇和一把牙齿上有腐肉的剑。既然有面子，不就“回敌病”了吗？难道要等到“汉知吴有吞天下之心”吗？(《汉书·邹杨与梅成传》)因此，他在平定七国之乱后一举成名，被称为弘农氏。汉武帝即位时，还得征用一辆车。

梅成擅长辞赋创作，他的《七发》写的是与楚王的对话。到梁后，受梅城梁客的影响，开始创作《子虚赋》。过了几年，死了，梁一分为五，回到成都。

回到成都的司马相如，通过他的朋友县令王吉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富商。其中的孙，祖籍赵国，秦灭赵后迁居，做了一家家族式冶铁生意，产业很大。“狩猎之乐在天池，意在为君”(《史记·货殖列传》)。娶了孙的女儿卓文君，他成了富翁，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多年以后，司马迁在巴蜀听到了卓文君夜游司马相如的浪漫故事，并写进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成为这部传记中最生动的一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过长安和梁的人生历练，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与家乡的官商打交道了。二

当司马相如在成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时，汉武帝读了他的《子胥赋》而哀叹，于是司马相如回到了长安。他告诉汉武帝:《子胥赋》写的是“诸侯之事”，现在让我写“天子之猎”。然后写了《上林赋》。

在《子虚上福临》中，司马相如虚构了三个代表天子地位的人物:虚、齐人武、武士公。整部赋都是由他们之间的对话组成的。现实中，楚、齐、乌恰是汉初最大的三个诸侯国。吴王带头造反，楚王和齐王都响应了。吴王死在东越人手里，两人都自杀了。《子虚上福临》的写作正是基于这段历史。

赋中写子虚出使到齐，齐王陪他去海边打猎，而后乌有先生问他是否愉快、有何收获。子虚回答说：愉快但没有收获，因为齐王只是想要夸耀齐的“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如此”，可是，在听到我说楚王在楚的七泽之一云梦游猎之后，登上阳云之台，我亲眼见他是“泊乎无为，淡乎自持”，并不像齐王您这样驰骋不休时，他就沉默不语了。乌有先生反驳他：齐王好心待客，岂是要自夸？反倒是你不讲“楚王之德厚”，却一力鼓吹云梦的淫乐侈靡，既曝楚王之恶，又暴露你言语不实。齐国之大，“若吞云梦者八九”，但齐王明白自己“在诸侯之位”，所以他不想同你在“游戏之乐，苑囿之大”这个话题再纠缠下去。无是公听了他们的对话，评论道：楚是错了，齐也不高明。要知道天子让诸侯纳贡，不是为钱财，是要他们“述职”;封疆划界，也不是让他们守护，是防止他们为所欲为。你们不懂这一“君臣之义”“诸侯之礼”，还在为谁的苑囿更大、游猎更乐拼命争执，不是“贬君自损”？何况你们都还没有见识真正的“巨丽”，听说过天子的上林苑吗？接下来，无是公滔滔不绝地讲起上林的“山谷水泉万物”，天子如何于秋冬之交在里面狩猎，然后登昊天之台，听“千人唱，万人和”，酒中乐酣时又忽然“芒然而思”，称“此泰奢侈”，非为后代“创业垂统”之举，于是解酒罢猎，改上林为农郊，让利给山泽之民，同时发仓廪以振贫穷，从此“游乎《六艺》之囿，鹜乎仁义之途”。最后，无是公再敲打齐楚说：终日驰骋，既浪费车马也消耗士卒，又是仁者不为的“独乐”，齐楚之地不过千里，苑囿就占了九成，恐怕“民无所食”，岂不哀哉？子虚、乌有先生听得脸色大变，马上检讨自己固陋，“不知忌讳”。

《司马相如集校注》金国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傅写子胥在此有事，齐王陪他到海边打猎。然后吴先生问他是否快乐，他得到了什么。子胥回答说:“我很高兴，但我没有收获什么，因为齐王只是想夸耀齐国的“平原广猎之地”。但在我说楚王在楚七河之一的云梦狩猎，登上杨云的平台后，我亲眼看到他是“无所事事，对自己漠不关心”，而不是像齐王那样驰骋不休，沉默不语。吴先生反驳道:“齐王是不是在吹嘘自己的好客？“你反而不讲‘楚王之德善’，却鼓吹云梦之淫奢，既暴露了楚王之恶，也暴露了你的虚妄之言。齐国是个大国，“十之八九”，但齐王知道自己“处于诸侯之位”，所以不想和你纠缠“游戏之乐，园林之大”的话题。吴公听了他们的谈话，评论说:楚错了，齐国不聪明。要知道皇帝要给诸侯进贡不是为了钱，而是要他们“述职”；边界划定不是让他们守着，而是不让他们为所欲为。你不懂这种“君臣之意”和“君臣之礼”，还在为谁的园子更大，打猎更过瘾而拼命。不是“辱君害己”吗？另外，你还没见过真正的“朱莉”。你听说过天子上林苑吗？接下来，武武功没完没了地讲上林的“谷中水泉万物”，天子如何在秋冬之交在其中狩猎，然后登上天坛平台，听“千人歌唱，万人和合”。酒酣耳热之时，他突然“想”起来，说“这泰国奢靡”，对后人来说不是“开风气之先”，于是戒酒狩猎，改上林。最后，吴公公又打了齐楚一顿，说:“整天骑马，浪费车马，浪费兵士，也是仁人的‘独乐’。齐楚之地不过千里，园林占九成。恐怕是“民不聊生”。不难过吗？子胥先生和伍武听得脸色大变，立即检讨他的无知，“不知忌讳”。司马相如吉焦朱进郭勇校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诸侯要有自知之明，凡事不可超越皇帝。第二，作为君主，要有与民同乐的意识，能够对无为而治保持淡然。第一层意思是，梅成、等人曾经劝说过吴王。司马相如学梅城作词赋，也继承了他的政治立场。事实上，不仅梅成和邹杨，而且贾谊和晁错当时也持这一立场。汉文帝时，贾谊对诸侯的“戏仿”有所警惕，提出“欲天下之公序，不如建诸诸侯而不用其功”(《汉书·贾谊传》)。从此，晁错要求“伐诸侯”。后来做了御史并付诸实践，认为“不尊天子，宗庙不安”，导致了他的死，使“全(朝)之误”成为《七国演义》(《韩朝错传》)的导火索。

当然，司马相如熟悉这段历史。他是梁的客人，看过长安，对汉朝君臣关系有自己的体会。所以在这首献给汉武帝的赋中，他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一立场，更重要的是，他用赋这种文学形式表达了这一政治理念。在赋中，他首先循序渐进地表现了齐的海滨、楚的云梦和的上林苑。他在书中对上林和田字狩猎过程的描写，用了大量的文字和较长的篇幅，表明从齐楚到田字有很大的差距。而他采用这种写法，就是为了直观地表明，天子和齐楚之间是有等级关系的。这一点司马迁早就看出来了，他认为自己只是把他们和子胥谈话的要点“删了”，以此来表达对子胥夸大其词、违背仁义的不满，突出不事公开才是“正道”。

其次，他还采用了空为单位的描写方法。他写《楚云梦》的时候，从山川写到河流、泥土、岩石，然后按照东南、西北、上下的顺序写场景。你写上林苑，是以“左苍梧，右西极，淡水更南，紫苑更北，终始，出入异地”开头的。它以“八河分”，“东西南北，来回驰骋”开头，写着南方的“崇山，崔伟”，它生长在隆冬，水跳跃...在北方，它包含盛夏冻土，并涉及冰暴露河流”。他用这种对天地的全方位描写，来说明汉武帝所拥有的世界是宏大的，包罗万象的，或者可以说他是代表汉武帝用这种描写来表达他对世界的想象。

最后，他也通过梅城接受了楚辞奔放的笔法。是否用袁林的话来写，“一股浊流顺流而下”，“触穹石，起一堆击，怒沸，澎湃”？12 ?？眼睛，讨厌的射线，？？西安园林中有“柑、柑、枇杷、火烧柿、厚朴、大枣、樱桃葡萄、荔枝”，或皇帝打猎时的“生豹、斗豺狼”。《射貘》一幕，校猎后，奉酒，“奏陶唐氏之舞，听葛之歌，千人同唱，千人和合。山峦震动，山谷摇曳。余松才，淮南于哲，文成殿阁，宗亲举递，金鼓一个接一个，铿锵铿锵？“心有洞天，耳有可怕”的一幕，遣词造句，铺张精彩，精心安排，不遗余力。因此，后人说，赋的特点是写物，“体物皆明”(陆机《文赋》)。也有人把赋的这种写法比作五彩织锦和绘画，“如组织的产物朱子，绘画的”(刘勰《文心雕龙全赋》)。这样的认知与赋有关。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精通文字学，写赋如字典。

正是在《子胥森林赋》中，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时代创造了这种奢侈的赋法。“大者盖天地之表，小者入微纤”(皇甫谧《复至三都序》)，美不胜收，表现了汉帝国疆域辽阔，资源丰富，汉武帝雄壮，所向披靡。三

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司马相如再次成为长安的阿郎，直到元光五年(前129年)左右才回到蜀乡。

它起源于汉武帝派唐夜郎，在巴蜀招募吏员和民工。他的战术粗暴，引起了“巴蜀民众的恐慌”。汉武帝让司马相如处理这件事，于是司马相如写了一封反对巴蜀太守的檄文。

在战役中，他首先解释了汉武帝为什么要与夜郎交流。他说“蛮夷久战”，经常在边境闹事，于是陛下即位。在“拯救世界，保中国平安”之后，他立即转战北方，征服匈奴和西域各国，后转战福建和越南，使得南方和西方“不敢偷懒”，想做“臣妾”。然而，路很长，山很重。招募巴蜀士卒的目的不是打仗，而是充当侍从和运输。如果唐萌做得不好，这不是陛下的意图。然而，随后他又指责那些抵制征召的人，“这不是非官的节日”。因为“边县人”一看到篝火就总想“拉弓带兵跑”，不惜血本，这样才能建功立业，流传后世。但是，现在你只是护送使节，所以你自残逃跑，逃跑被抓必然会死。也是“无名”，不傻。

司马相如写此文是为了缓和唐萌等人激起的巴蜀民众的愤怒，但他是受汉武帝任命的，他的“国家急需”的地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对唐萌的“惊世骇俗，忧心忡忡的长辈”掉以轻心，却用更严厉的语气斥责巴蜀子弟犯了“不忠死罪”，而他们的长辈却“未能教导”，并让巴蜀太守向他们传达了这一想法。最终，唐萌在夜郎成功设立犍为郡，并利用巴、蜀、广汉的民工继续修筑南一路，而巴蜀以西的琼、若听说夜郎及其周边得益于汉室朝廷，也想争取同等待遇。汉武帝征求的意见，爽快地说，邛、左离蜀不远，秦曾在此设郡，不如恢复。汉武帝任命他为郎中，派他去执行。

因此，当司马相如回到蜀国时，他是蜀国人民的光荣。不仅当地官员远道而来迎接他，而且孙还给他和他的妻子更多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说他“偷卓家的东西”是因为时代的光顾，“所以做的正是时候”(笑中带笑)。此行，司马相如一行还依靠他在巴蜀的人脉，用金钱轻松拿下伊稀。琼、若、夷、诸王都来“请为臣”，最后在当地设了一个姓氏和郡县。当司马相如回来做报告时，汉武帝非常高兴。

然而，当司马相如在蜀国时，他听到当地人抱怨说它不是很值钱，而是太贵了。他有心离去，却又难以启齿，于是假借密使之名，写了一篇文章与蜀中的长辈争论，意欲委婉地揭露真相。据说文章辩论发生在“汉兴七十八年，德茂六命”之时，一个使者奉命西征，返回时路过蜀地。当他看到老年病医生和沈戬先生等几十人来看望他时，他抱怨说:天帝总是束缚着义帝，没有使他们陷入绝境，但南义路以前就修过，三年也没有完工，以至于“兵疲民困”此外，邛崃、若和希澈一直是“与中国共存”的。为什么不维持现状？为什么要和他们沟通，“伐齐人附夷狄”？使者急忙打断他们的话，说:按你们的逻辑，“只不过是蜀不换衣，巴不换俗罢了”！哪里知道「世上必有非凡之人，则有非凡之事，有非凡之事，有非凡之成就」？现在，采邑有了稳定和秩序，但“蛮夷之国”还没有接受中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学风格。把他们当自己人，他们会在边境“违礼义”；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当自己人，他们就会在“君臣易位，劣根性和自卑感紊乱”的混乱时刻再次向我们求助，“旱则旱，望则雨”。因此，天子力图征服北方的强胡和南通的强岳，远驱广远，以实现“远近和谐，中外共荣”。这是“周家最后的工作”，也是“天子的当务之急”。为什么不去做，因为要在人民身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王石”总是以勤奋开始，以快乐结束。这一课让游客们醒悟过来，称赞“汉德”说:“虽然百姓懒，但请带头。”

司马相如当然没有撒谎。与他几乎同时，宫也奉命调查巴蜀百姓是否受苦。他在报告中还说，此举对人民“不方便”，“对西南人民无用”。元朔三年(前126年)任御史时仍保持这种态度。他多次劝阻西南人民的再投资，认为这是“耗尽中国之力，以服务于无用之地”。(《史记·公孙弘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不在公孙弘的位置上，但他作为蜀人也有同情蜀国老百姓的心。他知道这和天子的大业有冲突，但还是忍不住写了两个声音。汉武帝对此作何反应？司马迁的《司马相如传》没有写，但是他记录了事后有人投诉司马相如在蜀中受贿，所以丢了官职，过了一年多才恢复郎。

又过了十余年，司马迁从长安“至巴蜀之南，南有邛崃、若、昆明”(《史诗公序》)。他从长安到巴蜀，从巴蜀到犍为、献县，一路听到唐萌和司马相如的故事，讲述汉帝国南疆及其边陲的故事。“栈道千里，无路可走。”问题是，如果你只是想得到孩子、马匹和牦牛，你会毫不犹豫地为此付出代价。毕竟那里更容易设置县区，光是维护道路就要花很多钱。人力财力的浪费是不可想象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四

司马相如不善言谈，患有糖尿病。他和卓文君的婚姻让他经济上自由了。所以他“不慕官爵”，也不打算卷进“国公大臣之事”，于是在家告病，写出了他的好文辞和文章。当初，梅成被称为弘农氏，就是因为他习惯了在诸侯国做客和“与帅同行”的生活，不愿意受朝廷的束缚，所以自称病卒(《汉书·梅成传》)。司马相如学习了梅成的辞赋，在这一点上，他有着同样的抱负。

当然，司马相如绝不是对世界漠不关心，他的创作也从未脱离现实。从《上林赋》开始，他几乎写了汉武帝周围的一切。他跟随汉武帝到长阳宫打猎，见他“好欺行霸市”，喜欢追逐熊等大型动物，就极力劝阻，说如果遇到“奇闻异事之兽”，随行武士来不及营救，岂不是有危险？从前，袁盎见文帝从高坡上飞奔而下，便以“千金之子不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之说，劝文帝小心其马出其不意，兵败如山倒。但当他到达司马相如时，他遭到了轶事材料的野兽袭击，这被比喻为“岳虎在枢纽下开始，但强夷接管”。在他所处的时代，蜀国实际上被视为“蛮夷”(汉书·文翁传·地理志)，但对于比蜀国还要遥远的边疆民族，却有着看似不可逾越的恐惧和偏见，把岳视为从未驯服过的猛兽，一旦靠近就有危险。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特别矛盾，但也特别恰当。据说是汉武帝引他到此感悟。

路过宜春宫秦二世陵时，写下了《吊二赋》。当时对的评价以贾谊的《秦论》为代表。贾谊说，秦二世是“天子，富于天下”，但因继承了秦始皇的暴政而“必然被杀”，更“强调没有办法”，使“天下遭殃”，君民“咸且不安”。司马相如的赋也是如此。他说，秦二世的“执拗”和“忠厚无知”导致了“亡国”和“宗庙灭绝”，他被埋没为“黔中领袖”。因此，第二座陵墓被毁，但没有修复。可想而知，秦二世的亡灵无处安放，他们的灵魂死了却没有吃的。不知道这篇短赋是不是也给汉武帝看过，引以为戒的意思很明确。

而他的《大人之赋》也确实是献给汉武帝的。这个“大人”据说是他为了破除汉武帝对神仙的迷信而写的。所以在赋中，他说世界上所有的所谓神仙都在的山林中，他们的外表也是柔弱瘦弱的。这不是“皇帝的仙意”。皇帝应该是住在中州的大人，但大人并不住在中州。他是“轻装远行”，“求真人”。在五帝的指引下，他一路结识了唐尧、虞舜和西王母神仙，在朝霞中吃了一顿饭，最终达到了“乘虚不上虚，独活无朋”的目的这种流浪的“成人”形象，显然是以庄子的《流浪》和屈原的《离骚》为蓝本的，而这种赋的目的，正如司马迁的评论，就是无为:“《子虚》之赋，说是奢靡自吹，指的却是风谏，导致无为。”(《太史公史记·自序》)然而汉武帝看完之后，仍然心潮澎湃，“飘飘与灵云之气，似行于天地之间”。正是司马迁记录的汉武帝的这一反应，使后来拜司马相如为“凡赋常以思想之形式写之”的杨雄认识到，赋的这种写法，即“以比兴而论，极美而奢，以致人不可加之”，会使读者沉溺于虚空的夸张，而

自《子虚赋》以来，汉武帝一直是司马相如赋的忠实读者，司马相如的大部分赋和杂文都是为汉武帝所作。从这样一个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可以说司马相如一直在迎合汉武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参与了汉武帝时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因此，司马相如的作品主要在公职人员中流传，有的还被宫廷乐府(汉代礼乐书)制作成歌曲。他“游走于京城的官员和王公之间，让他的话为世人所知”的成功经历，也激励着他的老乡们。后来，在蜀中，出现了王宝、阎尊、等“名扬天下”的人物，他们都是。

但在后期，也遇到了高美、等新一代赋家的挑战。梅成之子高美，因“笑语佳，赞满清戏”而受到汉武帝的青睐。"他感觉到了什么，并尽力去实现它"。他“得了作家病”，落笔，不负众望。与这一批作家相比，司马相如的“好写作但晚写作”逐渐显示出他的迟钝。然而，尽管高美以更多的产出获胜，他们也承认“与其花钱买，不如花钱买”。尤其是他们知道自己走的是娱乐路线，“买单是自觉”，不被人尊重，“眼见为实，鼓吹”让他们感到孤独。(《汉书·高美传》)

其实对辞赋作家处境的这种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这是因为时代变了。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不是“房中之乱，诸侯国争权，群鸟争兵”的战国时代了。诸侯国为了竞争，需要谋士，“胜则强，败则亡”。现在，是大一统，而且“圣帝有德，天下震动，诸侯宾客随身带，连四海而远”。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发挥的作用很小。司马相如对时代的这种变化并非无动于衷。年轻时，他想做一名活跃在诸侯国之间的出租车。但到了第二次离开蜀国的时候，他却死心塌地地要当汉武帝的“言臣”(班固《两都序》)。他的作品符合汉武帝的政策，是对全国统一的赞颂。尽管如此，他不同于高美和东方朔那一代人。他的写作，伴随着汉武帝前期近20年的快速成长，深度参与了汉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在这个时代，他有一种使命感，要与“非凡的人”合作，打造“非凡的成就”，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娱乐产品。

在汉文帝霸陵当了一阵孝文园令后，司马相如再次称病免职，然后移居汉武帝茂陵养老，大约元狩五年（前118），在茂陵写下他最后的上书，建议封禅。封禅就是祭告天地，在泰山祭天称封、在梁父祭地称禅，以前秦始皇曾到泰山、梁父宣告“皇帝临位”以及“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相如以汉武帝为“至尊”，他说“大汉之德”已经建立，怎能“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几”？汉武帝看到这份遗书正中下怀，马上叫包括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在内的公卿讨论设计封禅典礼，在司马相如死后八年即元封元年（前110），先去了嵩山祭祀，然后登泰山、梁父封禅，再东巡海上寻找蓬莱仙人（《史记·封禅书》）。因此在司马相如留下的二十多篇赋和一篇讲文字的《凡将》（《汉书·艺文志》）中，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篇《封禅书》，如扬雄说他“竭肝胆，写腹心”所作《剧秦美新》，比不上“彰汉氏之休”的《封禅书》“万分之一”（《剧秦美新》）。汉末三国时的蜀学者秦宓，尤其称赞司马相如将“蜀学”带到“比于齐鲁”的高度，在他看来，董仲舒他们再了不起，也没有想到封禅，而司马相如“制其礼”，所以，论“制礼造乐，移风易俗”，司马相如的成就更要在董仲舒之上，只有“孔子大齐桓之霸”可与之媲美（《三国志·蜀书·秦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