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讯历史 中印边境开枪事件,中印边境牺牲解放军事件

中印边境开枪事件,中印边境牺牲解放军事件

李荣欣在中国西南边界上,亚东沟就像一方楔子,两翼紧紧托着不丹和锡金(现是印度的一个邦)两个国家。这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度曾使它成为外强染指西藏的桥头堡,更成为国人抗击外辱的盾牌和利剑。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锡(金)公路的贯通,内外交往的…

李荣欣

在中国西南边陲,亚东沟就像一个楔子,两翼紧紧支撑着不丹和锡金(今印度的一个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度使其成为外国列强染指西藏的桥头堡,也成为中国人抗击外侮的盾牌和利剑。

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中陕金公路的连接和内外联系的增多,亚东成为一个繁华的“小上海”,商人众多。不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千里之外的“麦克马洪线”隆隆炮声中,亚东的国门不得不重重关闭(2006年7月6日重新开放)。

1972年年初,笔者被派往西藏军区政治部联络处亚东联络科,担任对敌广播工作,这段经历在《文史博览》2012年第1期文章《巅峰对决,中印边境“攻心战”》一文中多有记述。笔者在亚东哨卡生活一年半,时常目睹或耳闻一些耐人寻味的戍边故事,在这里略述一二。1972年初,提交人被派往西藏军区政治部联络处东亚联络科,担任对敌广播员。这段经历在《文史博览》2012年第一期《巅峰对决,中印边境心战》一文中有所描述。笔者在亚东检查站生活了一年半,经常目睹或听到一些耐人寻味的戍边故事。在此,我简单概述一二。

一群外国士兵沿路走来。

在“政治边防”的鼓吹下,人们心目中的边疆似乎固若金汤。其实不是,由于设施设备和后勤保障的落后,用“政治”编织的“篱笆”并没有挡住“野狗”。

20世纪70年代初盛夏的一个星期天,虽然哨所上有双岗,但驻守亚东的某边防部门部分人员还在休息。不知不觉中,尴尬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那天早上,正在路边放牧、犁地的藏族村民抬头一看,发现一队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整齐划一地从他们周围的公路上向部队驻地夏司马镇走去。藏族村民发现这些久违的“鬼子”没有丝毫犹豫,于是打消了怀疑,认为这肯定是“朱槿玛米(解放军)”的军事演习。途中,这队外国士兵几次路过散落的“金色明珠玛米”,并没有引起注意。

最可笑的是,他们畅通无阻地从边防军篮球场旁的人群中穿过,如入无人之境。甚至有些老兵被他们“大意”,以为是某公司搞军事演习。看了他们一眼后,他们继续自己的比赛。那是一个正在看球赛的“四川新兵蛋子”通讯员。他突然想起今天没有军事演习的安排,觉得很可疑。他开始向当局跑去,并向局长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看到毫无疑问这是外国士兵的进入,首领立即发布了部队紧急集合命令,将他们包围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我们已经调查此事几十天了,带队的队长坚称他们是因为那天早上检查站的大雾迷了路。虽然深入中国十几公里,但并不是有意侵略。经我方核实,没有发现他们故意入侵的证据,我方也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只有通过外交途径,外国军队被蒙上眼睛,从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个遥远的山口驱逐出境。

不用说,当时亚东的边防军领导都被吓出一身冷汗。几个月内,我们以此为镜,对驻军官兵进行了多次“政治边防”教育。问题无非是“如果他们真的入侵了怎么办?”“如果他们那天碰了老营地怎么办?”“如果他们拿走了我们的信息怎么办?”“有大部队在后面追怎么办?”“要是……”

很多“怎么办”都让检查站的官兵产生了百倍的警惕和自省。但由于军事装备落后,一旦出现问题,还是束手无策。

在“一群外国士兵沿路而来”几天后,这里又上演了一场用手榴弹打入侵飞机的闹剧。那天早上,我们的哨兵发现有一架外国军用直升机在国境线上巡逻。突然,它调头,越过山口,飞进我的衣领空,然后降低气压,顺着一条山沟飞向我的心脏。我们站在山头的官兵,为了对入侵的飞机进行反击,拿起步枪和冲锋枪一起向它射击,但它似乎在挠它的痒痒,没有损伤它的毛发;无奈之下,大家在哨兵的指引下,拉响手榴弹向它扔去,但似乎只是给了它一些穴道,并没有伤及它的皮肤。因为检查点没有可以打击飞机的设备,大家只能从上到下盯着,从下到上自由的来回飞。出境后,那架直升机上的外军飞行员居然用两个手指头戳着脑袋扭来扭去,对着我检查站的哨兵打了个响指,弄得大家跺脚骂娘。

边界的另一边挂着一床大被子。

没去过国界的人,总会对此产生一些荒诞的幻想:是墙吗?它是一张网吗?或者......其实国界就像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的边界一样。有些以水为界,有些则以山为界。往往一步之遥,一个不起眼的界碑就成了两国的分界线。边境线两边的人还是和老乡、老乡相处,近了就近,苦了就苦。不同的是重要的大门口都设置了夹子,站岗的警卫更多。为了避免麻烦,双方的检查站往往相隔很远。据说亚东的世界边防哨所是最近的,相距只有36米,哨所之间只隔着不到一米厚的石头砌成的矮墙。双方哨兵有时递烟,斗嘴时有发生。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麦克马洪线的激战结束后,双方在没有发生战争的亚东几个重要边境口岸设置了对峙扩音器。一天三次,你在台上喊我,互相攻击,互相展示实力,用言语回应,用牙齿回应,高音大调不绝于耳。双方的“敌广播”直到1972年10月底,一场大风暴摧毁了扩音器,压坏了线路,才消失。

这里我想说的是,对方的高音喇叭连续几天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

一天早上,我们的哨兵刚做完早操,正在洗漱。边境的另一边,收音机里飘来一阵阵流利的普通话女声,而不是以往那种结巴跳脱调的刺耳男声。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第二天,空中有一条龙凤图案的大被子。士兵总是用毯子和睡袋。这个大被子的出现引起了我们哨兵的好奇。环顾四周,我们终于发现,原来是一个穿着外国军装的大陆女人挂出了这个大被子。毫无疑问,喇叭里的声音就是她发出的!

这一发现让我们的哨兵怒不可遏,他们在界墙旁把手往裤兜里倒,骂她“婊子”“婊子”,还往地上吐唾沫。面对哨兵的谩骂,女子似乎无动于衷,在他们的岗位上进进出出。试想,在那个政治压力很大的年代,她既然选择了那条路,一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她不怕死。她还会在意自己的脸吗?

果然,后来经我相关部门调查确认,此人原是一名女知青。因为“黑五类”,他从插队的地方跑出来,偷渡到香港,后来又搬到那个大国。经过培训,他成为了亚东边防部队的一名“播音员”。她在乃堆拉山口引起了一个小波浪和一场小“地震”,不久又消失了。山口又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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