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李冰
记得刚进大学不久,我去学校图书馆找社会学的书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乡土注脚》《再走一遍》等书中读到费孝通先生早期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研究,尤其是他讲述了自己和前妻去广西大瑶山的不幸经历,对我触动很大。之所以对我的身心感受产生较大影响,是因为作为年轻的社会学家,他们能够积极参与所处时代所面临的学术问题,深入挖掘,敢于探索研究,显示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强烈的理性关怀和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也许正是那种阅读的触动,让我一直对社会学和人类学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长期关注费孝通先生的《足迹·笔迹·心》,已经成为我学习和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费先生在《求是》中提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一生的学术抱负是“富民”。这是我读他的作品时的另一种感触。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其实道出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社会关系的一个根本话题。近日,编著出版的《费孝通晚年谈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一书,更加系统全面地展现了费先生对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中国城乡社会如何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全景观察和睿智思考。例如,费孝通在1987年7月《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农村发展战略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对过去历史的真实总结,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进行总结和反思,总结出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促进我们目标的早日实现。”1995年9月谈教育时强调:“什么是教育?或者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教育是关于做人的道理,教人如何做人...我们都在学习。学会讲道理。这意味着什么?在于这些知识的有用性。用在哪里?用它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提高生产力。学以致用,是中国文人的一个老传统,一个好传统。”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