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鹤桐
20世纪80年代,一位编辑请萧乾写一篇关于巴金的回忆文章。萧首先想到了巴金的一个感人故事。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朋友在上海一所大学教书。当时学生们正在开展“反饥饿”运动,学校领导甚至允许国民党军警进入校园,残忍地将十几名学生从宿舍带走。在学校会议上,巴金的老朋友怒了,被开除了。1949年,这位朋友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不幸去世,而他的妻子早在1938年就去世了,这个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
听说这一对孩子是巴金一家照顾的。小甘给自己比较了解的女孩(当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写信,希望了解一些关于这件事的细节。萧万万没想到,他会碰上一个硬钉子。女孩回信说:
我真的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爱李叔叔(巴金的真名是)就像我爱自己的父亲一样。我想听听他怎么说。他不喜欢我们在报纸杂志上谈论他或者谈论我们和他的关系。在这方面,他是严格的。我必须尊重他的意见,不写他,不乱说他...
小甘看了这条消息,大失所望。他知道这是巴金的“禁区”。这让小甘想到了另一件事。
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编辑想起萧乾曾讲过巴金在干校稻田里发现雷雨的轶事,想请萧乾写出来。但萧乾知道,巴金不希望别人提起,他必须打通巴金才能写出来。于是,他给巴金写信,反复强调他的出发点是希望新一代编辑能够及时、认真地阅读所有来稿。因此,巴金勉强回答道:
关于雷雨,可以提我的名字,但不要美化,写事实就好。事实是:我曾经和金易聊过如何把《文学季刊》做得更好,如何组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剧本,已经演了两三年了。嘉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手稿。我让他把手稿带来。我在三杂门街14号南室看完了《雷雨》,决定出版。
1934年7月,曹禺的《雷雨》由巴金发表在《文学季刊》上,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现实主义的奠基石,是中国现代戏剧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奠定了曹禺现代戏剧先驱的地位。
(田龙华摘自《人民政协报》,2021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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