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提示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方向

抗疫一线医生的牺牲，让人不胜唏嘘，深感痛心。

2月23日清晨，29岁的武汉协和江北医院医生夏思思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夏思思医生去世前，曾叮嘱同为医生的丈夫在去一线时要格外注意防护，叮嘱说如果她走了，请丈夫照顾好父母和他们2岁的孩子……在湖北、在武汉以及在全国许多其他地方，都有像夏思思这样的夫妻两人都是医务工作者，并且同时都工作在抗疫一线的家庭。

据报道披露，夏思思的丈夫吴石磊医生曾表示：“先料理完妻子的后事。料理完后，我还想上战疫一线。医院考虑到我们是双职工，开始没让我上一线。如今第二批名单下来了，我在名单上，我本来明天就要上一线的。”这是何等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啊！

但是，也正如有人在相关文章后留言写道，出于人道和人伦的考虑，出于作为独生子女的夏思思医生夫妇上有4位老人、下有一个两周岁孩子的现实考虑，再出于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所面对的风险，我们应该将夏思思医生的丈夫吴石磊医生从上一线的名单上拿下来。这个建议无疑是及时和适宜的。这个建议还“呼吁把这种人文规定立法”，对那些夫妻双方都同时从事类似防疫抗疫和危险工作的家庭，只允许夫妻中的一人到一线工作，避免因夫妻同时遇险而产生两个失独家庭和一个孤儿的现象。这个建议，应该是疫情过后“补短板”的目标之一。

当然，眼下正在进行的防疫抗疫，也提示了中国防疫抗疫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方向，以及解决这些基础性和制度性问题的重要性。此次疫情提示人们，中国必须建设一个健全和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以及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是国家硬实力的真正象征，是国民健康的兜底性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中国GDP只有3679亿元;40年后的2018年，中国的GDP已达到90万亿元之巨。1978年，中国的医院数量为9293个，2018年为33009个，增长了3.55倍，其增长数量不能说不显着。但是，如果与GDP在40年间增长了240倍相比，则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就存有巨大的空间。2018年，中国在卫生领域的政府财政支出为1.6万亿元，仅占GDP比重近1.7%。这些数字，都说明中国在防疫抗疫体系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方面大有可为。

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政府的投入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投入不仅仅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其可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在防疫抗疫体系建设方面，其目标则在于防患于未然，为各种类型传染病、各种规模暴发的疫情做好准备。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即使没有或者没有相应规模的疫情发生，这种投入和准备也是完全值得的。

公共卫生体系和防疫抗疫体系的建设，不只是硬件投入和医护人员培训配备的问题，还有一个相应的社会组织体系建设问题，两者皆备，国民健康就有了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