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人类文明的璀璨之光

地球的历史有数十亿年，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而城市的历史只有短短6000年。

城市的历史是和人类文明的出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罗马的宽阔街道，还是雅典的歌剧院，抑或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都是它们所处时代人类文明的聚焦之所。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远古时候起为了抵御恶劣天气与洪水猛兽，就群居在一起，从6000年前的某个时刻开始，抱团取暖的群居人数突飞猛进。

这个变迁发端于人类农业文明发源地，两河流域上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及秘鲁一带，曾经有过像黏土盒子一样组合起来的城市。肥沃的土壤上长出农作物时，人们为此驻足停留、分工协作，逐渐围绕着农业作物、灌溉河渠和饲养的家畜盖起了一排排泥土的房屋，当房屋归于泥土时，人们就在土堆上重新搭建。

作物丰收、家畜肥美可能会被外族劫夺，随着时间推移，因农业聚集沉淀的城市进化成带有防御功能的城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文献都记载了当时“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城居民就是由来自战乱地小亚细亚的各色人等汇集而成。从米利（土耳其的一个港口城市）逃难而来的“欧洲城市规划之父”希波达摩斯，来到雅典之后就负责规划雅典的港口。他设计的网络状规划成为后来罗马城市建设的模板，也为无数城市的规划指明了一条大路。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秦国的都城咸阳、齐国的都城临淄都是当时着名的城市。在结构上，那时的都城都由大小两个城市组成，小为宫城，大为外廓城。大城内设有商业区——市，市内商业繁盛，往来人也很多。大游说家苏秦曾这样描述齐国临淄的盛况：“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当时临淄全城人口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城，居世界首位。

由石结构的公共建筑主导的罗马城，除了希波达摩斯的网络状街道连接城市错落有致的剧场、运动场、剧院和神庙，如迷宫般宏大的共用下水道设施更是为百万罗马市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要素。可以说，罗马城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备、城市管理系统的完善，让几百年后的欧洲都望尘莫及。

可惜城市也会衰落，罗马帝国的大厦最终坍塌于它曾经轻视的“野蛮人”。公元5世纪，踏入罗马城的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看似在军事上征服了这座城市，却没有智慧支撑起庞大城市公路和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以及运转。而城市如同人体，一旦没有了运行良好的公共运输网络和洁净水源，机体的生存就难以维持，生长的城市便成为死亡之都。

在欧洲中世纪，城市一度几近消失，曾经创造了希腊罗马文化科技的大城市被一派萧条的农村和各自为营的城堡取代，后者在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的作用上远远比不上城市。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还是罗马。巅峰时期的罗马城居民有100多万人，而中世纪的罗马城居民总人数则不足5万;历经几百年，帝国城市壮观的剧院、庙宇、竞技场和广场被污秽遍布的迷宫式街巷取代——时间的沉积给城市带来的改变也可能是逆向的。时间倒数1000年，欧洲只有4座城市的人口在5万人以上，除了罗马帝国遗留的君士坦丁堡，其他3座城市都属于伊斯兰世界。

农村化的欧洲停滞不前时，东方的城市则是一派欣欣向荣。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口有了大大的增加，又随着城市的开放，涌入城市的人口也多了起来。如唐都长安约有100万人，不仅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宋都城开封，据统计共有二三十万户，以每户5人计，也有100多万人口。唐代城市里各行各业都有。长安城的东西市有220行，商户鳞次栉比，同类行业的店铺集中在同一区域，形成区域性市场，如木头市、骡马市等。

宋代的行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北宋开封城内出现了瓦子（游乐场所），大的可以容纳几千人，里面有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演戏的、说书的，昼夜不断，异常热闹。正所谓：“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我国从秦伊始直至唐末，史上有名的都市多由四方城墙划定地界，既是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政治军事的重地。城墙固若金汤，墙内城市多元文化碰撞，人群的聚集交流为城市带来生机。

在欧洲，直到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发达的商业资本和经济实力日渐雄厚的市民阶层才冲破了城堡的约束，开始聚集起现代商业城市。在雅典城市吸引地中海地区最优秀人才的1000年以后，欧洲威尼斯、巴黎、伦敦等地开始出现城市的大发展。

到大城市去，这是历代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伊丽莎白时期的小镇青年莎士比亚就选择了去伦敦开创他的戏剧事业。18世纪的维也纳，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因交响乐相遇。19世纪的巴黎，莫奈和塞尚在这里找到了对方。正如单个蚂蚁的力量有限，但组成蚁群则能力惊人，高密度城市对个体力量的物尽其用也是同样的情形。但是，人口高密度聚集的城市也会生出城市病。比起居住在大城市的高物价，其实最艰难之处在于过去的大城市总是疾病横行、死亡威胁不断。城市不光是人类的聚集地，也是寄生虫寻找宿主最好的地方，尤其当水质受到污染时，疾病传播的风险可能性就更大了。在疫苗未被发明以前，瘟疫的阴影常常笼罩在城市上空。17世纪欧洲城市地区的死亡率大大超过乡村，伦敦城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因为到处是泥沼和恶臭，伦敦城俨然成为疾病的温床，从公元7世纪起这里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瘟神拜访。比如欧洲黑死病的一部分——1348年的伦敦大瘟疫，导致伦敦城一年的死亡人口达到了5万，占到城市人口的40%;1603年的一次“寒热病”，使得近3万伦敦人丧命;1664年至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又被称为“腺鼠疫”，起因于黑鼠身上携带的跳蚤。在从老鼠到人类的跳蚤转移过程中，伦敦有7万人经历了发烧、惊颤、淋巴腺肿大、发疯以及不可逆的死亡，查理一世统治下的伦敦大街空空荡荡犹如死城……

一直到19世纪，伦敦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蒸汽轰鸣、发明不断，外表上看俨然已是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市，然而城市地下的排污和卫生清洁等公共设施还处在400年前伊丽莎白时期的水平。庞大的城市里每隔四五年就要暴发一轮霍乱，1853年在伦敦暴发的大规模霍乱就夺走了上万条人命。

说到重建，没有比伦敦更彻底的城市。1666年的伦敦在鼠疫中挣扎，一场由面包坊引发的零星火苗借着风势和木质结构的房屋燃烧了四天四夜，烧掉了伦敦1.4万栋建筑。浴火之后的伦敦在废墟中重生，建造出一个拥有开阔街道和更多防火性能房屋的城市。伦敦的重建工程既有在旧街道基础上的改良，如圣保罗大教堂修复;也有规划的新建筑、下水道设施、宽阔马路和人行横道，凡此种种解决了很多历史顽疾。这样的伦敦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华丽转身成为欧洲金融城。

在美国作者史蒂芬·约翰逊所着的《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里，记录了1853年伦敦霍乱时，一位叫作约翰·斯诺的医生为城市带来的改变。通过走访一条条霍乱暴发的伦敦街道，抽取每个街区水井的水质，调研各个区的饮用水来源，约翰·斯诺最终绘制出一张详细的“伦敦瘟疫死亡地图”。在这之后伦敦开始修建下水道，改善城市的水质污染、构建城市卫生设施体系，城市终于从臭气和瘟疫中脱身而出有了新的面貌，这种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由此造福了无数人。

人类创造了城市，也创造了城市的文明，也许随着战争、火灾、海水淹没等外力，如古罗马这样的城市在巨大冲击和改变下会不复存在，但古典城市里人创造出来的文明却总是被人们不断寻回。

在北京的798艺术中心，或是上海的张江高科园，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在写字楼或咖啡厅里穿梭往来。自古以来，城市中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不断推动创新创造、人才塑造，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城市是有光的，不光有夜晚照亮地球表面的璀璨城市之光，更有城市里汇聚碰撞新思想带来的文化之光。从穴居人类到世界特大城市，人类强大的社会属性促使着我们不断进行智慧、情感交流，城市的生命力因此而绵延不绝。我们相信，在人类群体的共同成长中，城市的未来依旧璀璨。

我国古代城市的建设是有一定形制的，其中最重要的规划模式便是一条中轴线贯穿整个都市的南北。将中轴线真正运用于城市布局上的是东汉—曹魏—西晋基础上营建的洛阳城。东汉时期，在洛阳营建了南、北宫，两宫之间由一条道路相连。隋唐时期的都城长安以及唐朝的东都洛阳，其中轴线的布局得到了质的突破，布局形式更加规整，中轴线贯穿于宫城、市、里坊，建筑群左右对称，显示出中轴线布局的气派恢宏。

元大都是儒士刘秉忠规划设计的，以皇城、宫城为中心布局，三道城郭，近于方形，以南丽正门经崇天门为中轴线，城市交通道路东西、南北干道与胡同形成网格。

明代将元大都进行规划改造。以规整对称突出中轴线的手法成功地突出了都城地位。从城南永定门到正阳门、天安门、端门，从午门过三大殿到景山，从景山往北到钟楼、鼓楼止，中轴线长达7.5公里。

清代在明北京城的基础上，修建了宫殿与皇家园林，使得明清北京城的规划更加完善，中轴线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正如建筑大师梁思成所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结束，20世纪后半期的一些城市失去了辉煌显赫。

有人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取代城市的优势——如果网购能买到世界各地的商品，电话视频会议能突破时间地域的界限，人们为什幺还要忍受大城市的高房价呢？

早在1964年，科幻界的传奇人物阿瑟·C·克拉克就勾勒出了他对未来的愿景。他说，利用卫星通信，“很可能……也许仅50年之后，人们就可以像在伦敦那样在塔希提或者巴厘岛开展商业活动”。

在距离现在更近一些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兴起，技术专家乔治·吉尔德认为，城市就像“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李”。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近距离的面对面互动所擦出的火花，是任何科技手段都难以代替的。高密度人群的城市为创新搭建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