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打捞沉没的历史

刘菲

“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自上古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向海洋迈出了探索的脚步。在我国漫长的大陆海岸线上，历史上往来于沿海各口岸的各国商船千帆竞速，也有无数鲜活的生命和往来货物被淹没在这里。有报道称，仅在南海就有数千艘古沉船，此处与地中海、加勒比海并称世界“三大沉船坟墓”。这些海底藏品承载着历史的密码，我国考古人员的视野也因此从田野转向海洋。

从田野到海洋

水下考古不同于大众所熟知的田野考古学，考古人员大部分时间需要在水下作业，以发现、打捞和研究水底的古代沉没物、沉船以及淹没于江河湖海中的都市、聚落和港口遗址为目的，属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广义上的水下考古学包括潜水发掘、围堰发掘、沉箱整体打捞等；狭义的水下考古学则专指潜水发掘，即通过岩石和钢筋布设水下探方、进行摄影绘图记录、清理遗迹遗物等工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水下考古的作业方法需依照水下具体环境论证实施方案，如水质是否浑浊、周围是否存在暗礁等。

能够潜入水下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一直是考古学家的梦想。直到1943年，一位名叫库斯托的法国海军军官为人类实现这个梦想提供了可能，他发明了一种自携式水下呼吸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水肺”。第一个将陆上考古方法应用于水下遗址发掘和研究的人则是乔治·巴斯，一位美国考古学家。1960年，巴斯应邀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7世纪拜占庭时期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这是田野考古学家第一次亲临水下，不仅迈出了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关键一步，也由此树立了世界水下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巴斯及其团队一直坚持在地中海进行水下考古工作，他们发明和改进的许多新技术和设备，如气袋装置、立体摄影、手扇发掘法、水下电话间等，至今仍在水下考古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比欧美，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起步较晚，也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1985年，英国人迈克·哈彻在我国南海海域盗捞出一艘清代商船，并将沉船上本属于我国的十几万件文物公然交由拍卖行拍卖。这件事引发了我国考古学界的震动与反思。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国政府决定组建自己的水下考古团队。1987年，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也是在这一年，举世闻名的“南海一号”沉船被发现。

“南海一号”

“南海一号”是1987年在广东省川岛海域发现的一艘宋代沉船，彼时，它已在海底沉睡了800余年。1989—2003年，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8次海底调查，才最终决定打捞。

一般来说，水下考古最理想的状态是“清水考古”，即在清澈、能见度较高的水域进行考古工作；而“南海一号”由于整船覆于淤泥之下，水下能见度只有20厘米，水下考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浊水考古”。虽如此，幸运的是，正是由于这层厚厚的淤泥包裹住了“南海一号”上的珍贵文物，使其即使在高含盐量的海域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由于浊水环境所限，一般潜水发掘的工作方法并不适合“南海一号”，我国考古人员决定采用“整体打捞”的工作方案，即将其吊出水面，并移至陆地进行发掘清理。这种方法在国际水下考古领域没有先例，需要仔细研判、谨慎推敲。经过4次论证，方案于2007年正式实施。

最终确定的方案关键之一是将一个长33米、宽14米、高7米的庞大钢沉井放入水中。从第一步“定位入水”到第六步“浮出水面”，考古工作者从2007年4月一直做到2007年12月，期间攻克了挖淤泥、穿底梁、分沉井、以潜驳加力起吊等多个难题，才最终让沉船能够上岸。

沉船上岸不易，于岸上移动更为艰辛。

早在2004年，考古工作者就为“南海一号”在岸上选定了一个居址—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试验区十里银滩，并给它起名“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07年上半年，博物馆建造完成。

打捞出水的“南海一号”船体加货物、淤泥和沉箱，重达5500吨。如何将这幺沉的物体从岸边移至博物馆内的“水晶宫”，考古工作者颇费了一番工夫。经过再三论证，最终决定采取最为稳妥的“滚木移重”法，即在重物下面放置滚木，使箱体在滚木上向前移动。不过，可承受5500吨重量的滚木并不易得。考古工作者利用16根气囊代替滚木垫到沉船下面。每根气囊可承重400吨，16根即为6400吨，完全能够承受“南海一号”的总重量。就这样，通过不断将气囊充气-排气-充气后，“南海一号”终于在2007年12月28日被顺利送入博物馆。入馆后，工作人员立刻封墙，灌海水，保证其处于海底原生态保护状态。

至此，“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工作成功告一段落，接下来，等待考古工作者的则是同样困难重重的船载遗物发掘工作。2009年和2011年，工作组各进行了一次试掘，最后决定采用放一点水挖一点文物的“保水挖掘”工作法。2014年，“南海一号”大规模的保护发掘工作正式开启。至2019年6月，考古工作者历时5年终于将所有货物清理完成，共有18万件（套），包括各类瓷器、漆器、玻璃器以及人类骨骼、矿石标本、动植物遗存等。在这些出水器物中，最多的是瓷器，最精美的是一个由夜光蝾螺制成的海螺雕杯，最特别的当属一罐咸鸭蛋。而对考古学者来说，最欣喜的当属一件墨书南宋淳熙年间“癸卯”年款（1183年）的出水瓷器，由此确定了船只沉没的较为具体的年份，并更加确定这是一艘始发于泉州港的南宋商船，在即将驶向远洋时不幸沉没在“放洋”之地的广东川岛海域。这片海域是唐代以来“广州通海夷道”的必经之处，18万件（套）沉甸甸的货物、文物也真实再现了我国南宋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景象。除文物外，船上还清理出了130多吨铁和几万枚铜钱。这是一个非常庞大且难以想象的数字，目前中国的考古史上还没有一个项目能一次发掘出这幺多珍贵文物。

经考古清理后的“南海一号”沉船船体保存较为完整，残长22.95米，宽9.85米，船内舱室最深2.7米，仅艏艉稍有残缺。众所周知，宋代造船业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水密隔舱”的发明，更是成为了日后造船业的标配。“南海一号”正是水密隔舱的典型代表。不管是船载文物，还是船体本身，“南海一号”都对我国历史考古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南澳一号”

2007年5月，“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工作刚进行了不到一个月，考古工作者在南澳县海域27米深的海底又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该船长约25.5米，宽约7米，上层船身已经消失，但隔舱和船舷保存状态较好。2007年6月至7月，考古工作者对这艘后来被命名为“南澳一号”的古代沉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并绘制出了沉船海床面的平面、纵横剖面图。考古工作者发现，虽然沉船处的海水能见度较高，且淤泥不厚，适合潜水发掘考古；但暗礁遍布，若将沉船整体打捞出水，恐伤船体。最终，考古工作者决定采用完全不同于“南海一号”的发掘方式。

2009年9月26日，“南澳一号”水下考古抢救发掘项目正式开始。考古队员首先在船体上部和附近区域进行布方，随后按照水下考古作业标准流程进行清理、测绘、摄影和文物提取工作。潜水发掘虽不似整箱套取那样耗费财力物力，却依旧困难重重，如台风威胁、海水能见度的季节性干扰、潜水人员的体力消耗等。

“南澳一号”的水下打捞工作一共进行了3次。至2012年9月，共出水文物近3万件，大多数为明代外销瓷器，以景德镇观音阁窑和漳州平和窑产品为主。依据这些文物的款识和特征，专家判定“南澳一号”是一艘明代万历年间的民间贸易商船。

众所周知，明朝实行严格的海禁，这艘船是如何避开这一切出海贸易的呢？一切还要从“隆庆开海”说起。明初，为避倭寇侵扰，朱元璋下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自此拉开了明代海禁序幕。明穆宗登基后，迫于国家财政拮据和民间走私压力，下令在广东、福建局部有限开放海禁，并于漳州东南50里的月港设“洋市”，允许部分民间开海贸易，这就是“隆庆开海”。“南澳一号”上发现的大量隆庆款识、“汕头器”等廉价生活用瓷也佐证了这一点。多数学者倾向认为，“南澳一号”是一艘进行合法贸易的私人商船。“隆庆开海”后，贸易规模扩大，商船激增，中国的贸易区域扩大至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地区。若“合法贸易说”成立，那幺船只的来源港口基本可以确认为月港。除此之外，还有“走私说”（理由为万历年间官府严禁民间铜料销往海外，而“南澳一号”上有铜材）和“李旦商船说”等。至于“南澳一号”的去向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可能与那个历史时期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有关—“南澳一号”极有可能是从漳州出发驶往菲律宾的马尼拉中转，而后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美洲。至于沉没原因，目前有两个看法，一是超载，二是触礁。两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民间商贸为赚钱而超载的现象古今都不鲜见，且南澳岛附近多暗礁，历来都是沉船多发地；若遇暴风侵袭，“南澳一号”触礁沉没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如今，“南澳一号”船载文物打捞工作已全部完成。与“南海一号”不同的是，依据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原则，“南澳一号”的船体并未按照一开始计划的那样分块切割打捞出水，而是用一个巨大的框架将其罩在海里。留下并不是忘记。每年，考古工作者都会深潜下海，观测框架锈蚀情况和船体保护情况。

两种思路一样成功

“南海一号”和“南澳一号”作为广东乃至全国目前发现最具代表性的两艘古代沉船，一个是整箱套取、整体展示，一个是潜水发掘、原址保护。这两种不同思路下的水下考古发掘和展示方法不仅总结了许多水下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等宝贵经验，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标志性和规范性项目，也为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