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19世纪最后几年,起于鲁西平原的义和团运动,火烧京津,波及山西、内蒙、东北,引起海内外震动。为什么义和团在华北引起轩然大波,在东南却没有激起什么风浪?原因当然很多,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士绅的力量。
在传统中国,士绅群体可谓是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维系着乡土社会的“自发秩序”,包括乡土慈善和公共治理。但一份晚清进士地域分布的统计显示,1840年至1905年,进士人数最多的前十名分别是: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南、八旗、福建、直隶、安徽、广东。八支、直隶在科举录取上有优待,但东南各省占了这个榜单的一半以上。虽然山东进入前三,但另一份统计材料显示,1851年至1900年,山东举人数量基本集中在山东半岛、济宁和济南昌邑(约42县),占72%。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这些地方大体平静。而义和团发源地鲁西北有44个县,举人数量只占13%。位于山东省西北部的茌平县在晚清的最后20年里从未出过一个举人。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士绅阶层来组织地方公共治理,鲁西北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懈怠状态:人口结构以大量的自耕农为主,连大地主都很少,人口自由流动,人与人之间缺乏理性联系。除了秘密宗教,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自治组织(包括传统宗族)。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义和团运动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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