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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生态文化是在西北高原这片地域上形成的

谢热千百年来,甘青河湟流域各民族一直繁衍生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共同缔造了河湟大地上人们之间、族际之间互动交流与平等、团结、友爱的良好民族关系和社会文明风尚,并且成为一种历史传统而世代传承不衰。甘青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河湟传统”,既是历史的…

青海生态文化是在西北高原这片地域上形成的

协热

千百年来,干青河湟流域各民族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河湟大地上各民族、各民族平等、团结、友好的良好民族关系和社会文明风尚,成为代代相传的历史传统。甘青民族交流交往的“河湟传统”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继承和发展。今天,它有利于我们不断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开创民族团结进步的新局面,构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属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汇、交融、共存的地区。《后汉书·西羌列传》有“渡河湟,筑居塞上”的记载,以河湟为题的边塞诗太多了。“河湟”原指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随着这一流域人口的逐步再生产,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加快,特别是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不断深入,以及这种和谐的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突出的社会影响,“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理概念和地域名称,特指黄河上游甘肃、青海湟水交界处的农业区。这里的地理区域狭窄、深邃、肥沃,气候凉爽宜人。甘青河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繁衍生息的沃土,孕育了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的“河湟传统”,成为悠久灿烂的河湟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历史时期,居住在河湟流域的汉、藏、回、土、撒拉族、保安族、蒙古族、东乡族等民族长期聚居在一起,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不仅经济交流频繁密切,而且生产生活和谐,宗教、文化、思想、习俗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呈现出族际交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富有内涵、品质和生命力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像滔滔的河湟之河一样,在其独特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有力支撑下传承下来。作为河湟流域民族关系和谐、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标志被载入史册,并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我们把它概括为干青民族。它的形成、传承和推广,不仅对促进甘肃、青海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促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繁荣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也具有积极作用。

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河湟传统”成因

(1)河湟各民族生存的时间空的布局,是创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河湟传统”的重要条件。

“民族关系一般以特定的人文地理空为基础,民族间的交错分布越明显空,就越有助于民族间在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接触和交流,扩大和提高族际交流的程度,增进相互了解。”①纵观黄河、湟水、大通河、龙武河的河湟河流域,是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区最具特色的地理单元。它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对接处。地质上,盆地为三叠纪地槽带,属于祁连山结晶岩轴。平均海拔约2500米。因此,盆地周边地区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物产丰富,地处中原汉族文化与北方蒙古草原文化相连接的特殊自然人文生态区。这种特殊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流域生存环境的相对优越和文明发展的相对便利。因此,从很早的时候起,这里就成为古代各民族人口竞相迁徙和定居的地方,造成了民族的多样性、人口的集中性、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这一地区的历史变迁、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繁荣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从河湟地区时间空范围概念中“符号空”、“地方认同空”和“研究者建空”的不同含义和变化来看,一直是典型的多民族杂居之地。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古羌人一直是河湟流域的主人,部落众多,遍布河湟流域,是最早开发和管理河湟流域的先民。据史书记载,梁武帝丁原六年(前111年),因先零羌,梁武帝掠夺大陆。隆冬十月,梁武帝派大将李希、郎中徐子,统率陇西、天水、安定十万兵进攻湟水一带的羌人,并在湟中设立“羌兵卫”,管理今青海东部的羌人。到公元7世纪,吐蕃继续对外扩张,派兵驻守鄯善、贺州、陇西、甘州、凉州等地。再加上吐蕃佛教东传,很多藏族僧人来到河湟传教,藏族人口迅速增长。到汉武帝宣帝时期,河湟地区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汉族农民。当时内地的回民也开始迁入河湟地区,形成了羌、汉、回等民族杂居的局面。时间空分布密集,语言、风俗、礼仪、思想的相互渗透融合明显,尤其是商贸交流、经济互补、文化互动日益增多。随后,撒拉族先民迁居河湟循化地区,与藏、回、汉等民族杂居,尤其是藏族之间的通婚关系。所以藏人和撒拉族有亲戚关系的理论,至今还在民间广为传唱。同时,吐谷浑的后裔土族已经生活在河湟流域大同北川河上游、互助多数、民和三川地区、铜仁龙武河流域、上下五屯等地。由此可见,从很早的时候起,河湟流域一带就成为古代各民族竞相迁入、繁衍、共同发展的大熔炉,并从这里开始了河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文明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居住在干青河湟流域的民族的时间空布局是随着当地自然生态的演变和社会文化的转型发展而逐渐演变和定居的。它以居住的时间空为基础,以各民族混居在一起的分布结构为承载形式,聚合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成重叠融合的民族分布格局和河湟文化的地域画卷。无疑,这是甘青民族交流交往的“河湟传统”的坚实基础。

(2)河湟各民族多样经济的互补性,是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河湟传统”的重要途径。

“基于河湟地区的特点:南方丝绸之路、高原边缘、农牧分界、汉藏交界、回族聚居、多元文化并存,形成了汉、土族人从事农耕、藏族、蒙古族从事畜牧业、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从事商业的经济秩序。”②由于是基于河湟各民族的时间空布局,这种经济秩序的天然互补性和相关性特征尤为突出。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上的互补性和凝聚力的形成和长期保持,河湟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日益丰富,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和友谊不断巩固和加强,从而为陇、青、甘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创造了重要的经济交流渠道,交融了“河湟传统”。

从河湟各民族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形态来看,农业、林业、畜牧业、加工、商业、建筑、服务业在这里一应俱全,各具特色,优势互补,成为甘肃、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比如河湟藏族,虽然分布与其他民族杂居,生活在山地、草原、平原河谷,但他们的畜牧业生产生活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不仅成为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为其他兄弟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畜产品和牛羊的兽皮、羊毛、羊绒、冬虫夏草、藏红花、雪莲等制品,以及牛羊肉、酥油、牛奶、粑粑等生活资料,多由藏族家庭运往其他民族,使其他民族的生产生活得到补充,从而与各民族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经济生产生活关系。再比如,划入农耕经济文化群的河湟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民族,大多居住在青海的河湟、临夏、甘肃、循化、化隆、铜仁等绿洲生态带,主要依靠人工灌溉系统种植小麦、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优质瓜果是这种经济类型的特产。此外,这些民族普遍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是河湟商业经济的主体。他们历来善于经营管理,经常穿梭于各民族之间进行市场交换,使得河湟各民族的餐饮丰富,使得河湟不同经济类型、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流互补得以实现。它不仅对甘青地区河湟流域民族的互补、融合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深化了民族。如河湟流域的汉族、土族多居住在适宜农耕的山地、河谷农业经济区,主要种植小麦、马铃薯、大麦、豌豆、油菜等。这些作物的生产与生活在山区和草原上的藏族人从事的畜牧业经济形成了互补、互惠、互利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生活资料和经济产品的市场化交易和流通,河湟各民族之间实现了广泛的族际互动和交流,从而加深了河湟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增加了他们的感情和友谊。共同谱写了干青河湟流域民族交流交往“河湟传统”的光辉历史篇章,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团结进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良性运行和发展。

(3)河湟各民族多元宗教文化的交融共生,是各民族交流沟通和“河湟传统”交融的内在动力

“文明的生命在于交流,交流的价值在于文明。文明与交流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由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组成的复杂过程。文明脱离了交流就会衰落和消亡,交流脱离了文明就会变得野蛮。只有文明交往才是人类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键问题。文明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③甘青河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也是多种文明交汇交融的地方。正是通过文明交往的兴起和发展,河湟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河湟传统”,为甘肃、青海乃至中国民族地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河湟文明是一种多元文化形态,它立足于大地,兼容并蓄。汉文化、儒释道文化、伊斯兰文化、藏族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共同构建了一幅壮丽的河湟民族文化画卷。

从河湟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互动来看,形成的两个文化互动圈尤为引人注目:一个是藏、土、蒙、汉四种文化的互动圈,这个互动圈里的各民族基本上都信奉藏传佛教。在共同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同时,更常见的是受到民间信仰文化的影响。此外,150多座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和西藏藏传佛教寺院仍保存完好,并保持良好的传承趋势,为促进汉藏文化的互补和融合,促进汉藏民族关系,以及当地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之间的互动圈。在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方面也对彼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两大文化互动圈内民族交往与交流的基本秩序和内在轨迹的不断巩固和延伸,两大文化互动圈外民族交往与交流的基本形式和模式逐步锻造。比如中国文化、儒释道文化、藏族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儒释道文化、藏族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都是常见的。“走在河湟地区,宗教文化兼容并蓄的现象随处可见。很难用单一的民族宗教信仰来分析和解读所看到的民间文化类型和信仰体系。”(4)例如,在黄河流域的循化地区,汉族人也在鲁谷拱北祈祷、布施和烧香。宫本是伊斯兰教门宦已故领袖的墓地,是该门宦信徒参拜、诵经和修行的地方。它是伊斯兰教特有的,但循化汉人把它等同于一座寺庙和佛寺,回民也接受。⑤湟水谷汉人“在信仰上有这样的特点:不细分道教和佛教,更不细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经常在同一场合招待不同宗教的人进行祭祀活动。”⑥在贵德,汉藏联合修建文昌庙,他们的祭祀方式也是汉藏结合。院中有煨桑炉,文昌像披哈达。以河湟穆斯林文化互动圈为例,随着圈内各民族宗教文化影响的加深,周边的汉、藏、土族等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当地的“卡力岗现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看到了祖河湟流域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也充分展示了河湟各民族开放包容、豁达大度的民族文化心理。

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看,河湟地区的民族可分为四个语言文化圈,即汉、回组成的汉文化圈;藏族人形成的藏族文化圈;土族、东乡族、保安族组成的蒙古族文化圈;撒拉族形成的突厥文化圈。河湟地区各民族间的语言文化互动是在这些文化圈之间和文化圈内部进行的,各种语言在语音、语法尤其是词汇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河湟地区汉族和回族所说的口语主要是河州话和西宁话,习惯上称为“河湟话”。“河湟方言”不仅受到其他民族语言中一些词语的影响,而且在语法上吸收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习惯。比如贺州话、西宁话,现代汉语的“主谓宾”句式通常改成阿尔泰语或藏语的“主谓宾”句式。同样,河湟地区的藏语也受到汉语、蒙古语、地方语言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广泛影响。该地区其他民族语言的许多词汇被用于他们的日常语言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安多方言之一。这种日常语言中的相互吸收和借鉴,往往以其特有的亲和力和穿透力,能够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产生情感共鸣。

饮食的相互渗透和补充并不少见。“以饮茶习俗为例,河湟地区曾是茶马互市的前沿。各民族都有煮砖茶待客的习俗,并衍生出各自鲜明的茶文化。穆斯林盖碗喝茶的习俗是河湟地区茶文化的独特诠释,藏族、蒙古族喝奶茶的习俗是这里独特茶文化的又一体现。汉族、藏族、蒙古族、土家族等民族都喜欢喝酒,每当有贵客来临门,都会用好酒款待。蒙古族、藏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特有的“敬酒歌”,是他们热情好客、豪放民族性格的结果。这里的汉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都有炸‘油饼’、‘痱子’的习惯。汉族、藏族、回族都有吃炒面的习俗。⑦显然,河湟各民族饮食文化的相互吸收与接受,既是这一地区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与交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地各民族之间交流与沟通程度之高、之好的表征。

我们可以看到河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非常悠久的,尤其是她所经历的民族融合和文明交流的过程是如此的充实和丰富,如此的感人和鼓舞人心。是甘青各族交往、交流、融合、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缩影和现实写照,是中华民族多元历史和现实的生动呈现,是巩固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

考察和审视甘青河湟流域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河湟传统”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各种条件,一个切实而深刻的感受是,要构建和维护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内部的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和区域关系的和谐稳定,既要善于梳理、总结和提炼当地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又要注重继承、弘扬和实践创新深化。甘青民族交流交往的“河湟传统”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继承和发展。今天,它有利于我们不断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开创民族团结进步的新局面,构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河湟传统”在民族交流与融合中的当代传承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加快,干青河湟流域的区位优势显著提升,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的“两个共同”主题得到全面落实。挖掘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取得新成效,特别是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河湟传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赋予其新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使其内涵更加丰富生动,形式和方式更加丰富完善。在更高层次、更新境界上,不断加强各民族交流互动,广泛汇聚智慧和力量,全面建设社会文明和进步新风尚,引领经济社会生活高质量发展和创造。

(一)通过扶持特色产业,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全面拓展和深化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河湟传统”。

在新的历史时期,甘青河黄地区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大力改善民生这一根本任务,全面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少数民族发展规划、民族特色村镇建设规划、少数民族专项发展规划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加快了区域经济发展步伐,基础设施全面优化升级,民生保障显著增强。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培育商贸物流,加工清真食品和特色民族产品,扶持拉面产业和民族刺绣。人民生产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各民族交往互动的方式和领域日益多样和广阔,实现了各民族交往沟通的“河湟传统”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二)通过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广泛深入地创新和弘扬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河湟传统”。

多年来,甘肃、青海、河湟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两个共同”主题,立足多民族、多宗教共存、多元文化融合的自身实际。特别是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八进”,举办“醉海东青海”主题活动、贺州牡丹旅游节、华尔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和深化“河湟传统”民族交流融合的新领域、新途径,充分激发民族团结进步的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河湟传统”民族交流融合的全方位创新推进。

(3)通过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民族团结进步新家园,使民族交往交流的“河湟传统”更具内涵和生命力。

近年来,甘青河湟地区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部署精神,坚持“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尚,铸造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使命和任务,高度重视河湟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 特别是通过弘扬革命红色文化,宣传优秀少数民族的情怀和爱国主义,打造民族文化旅游品牌,举办各种节庆文化活动等方式,,构建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家园,实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往“河湟传统”继承发展的新气象、新风貌。

给…作注解

①陈:河湟地区民族关系探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7月。

②马金虎:《两江汇聚——文明激荡下的河湟回族社会》,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6月。

③彭树志:《论文明交往》,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

⑤ ⑦张君明、刘有安:多民族地区文化共生与平衡分析——以河湟地区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⑥何其林:论青海民族文化的多元和谐。《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谢热,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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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理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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