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疫》与恶魔共舞的普雷斯顿

徐琳玲

2020年的春节，被新冠肺炎疫情“封锁”在家中的无数城市中青年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在现实和镜头双重营造的惊悚气氛中，观看了这部讲述人类和埃博拉病毒作战的科学题材迷你剧——《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一只乌鸦在丛林上空盘旋，拍着翅膀，飞进一座富有热带风情的花园洋房。敞开大门的起居室，桌上摆设着精美的法式早餐，有牛角包、玫瑰色的开胃酒、果酱等等。乌鸦落在桌子上，开始肆无忌惮地啄食食物。桌旁一把打翻的椅子上——一名脸色苍白的高个白人男子发出喘息声，额头上汗如雨下。

胖乎乎的黑人女仆不安地打电话催出租车。她吃力地搀扶着男子走出洋房，和司机一道把他塞进开往机场的出租车。在飞机上的卫生间里，男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的脸上此时长满黄豆大的暗红色丘疹，越来越密集，眼球血红。

……

在内罗毕医院的急诊室里，男子呼吸越来越困难。主治医生意识到病人可能被什幺噎住了，拿起管子插进了他的口中。突然间，男子的口腔里喷射出大量黏糊糊的黑红色液体，溅落在医生的白大褂上、脸上、手上。医生下意识地用手抹去溅在嘴上的血污，他的眼角四周星星点点。

在神秘病毒攻击下，男子的内脏、肉体彻底“融化”成了一摊“肉汤”。

首播于2019年5月的大热美剧《血疫》，改编自美国科学记者、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最负盛名的非虚构作品。1994年初版后，《血疫》（英文原着名为《高危区》）连续61周占据《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25年来，已成为科学报道和写作的经典之作。

普雷斯顿和高危病原体、公共卫生问题打了近30年交道，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王牌”记者、作家，获奖无数，成绩斐然。他对潜在危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以及生动、精准的故事讲述能力，甚至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防御政策。

2020年2月底，我通过中间人把一份采访提纲转交给普雷斯顿，提及正在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经历诸多曲折，等他回复希望通过FaceTime接受采访已到4月——此时，新冠肺炎已成为蔓延至全球的大流行病，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死亡病例最多的州是纽约州。

普雷斯顿和家人居住的普林斯顿小镇，距美国头号重疫区纽约市仅40英里，“我女儿一家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我和妻子很为他们担心。”

“我确实非常非常忧虑。”他谈到了被疫情全然改变的日常生活、小镇医院的资源紧张、美国联邦政府应对紧急状态的糟糕表现、人类和病毒之间的战争与共存——“现在窗外很安静，蓝天空荡荡的，没有一架飞机飞过。这种安静，让我想起了‘9·11事件之后的景象。”

“我一直在留心观察，已做了很多笔记，但还不确定是否会写一本关于新冠病毒的书。”

进入P4实验室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被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乏症”（AIDS）的怪异疾病在北美、欧洲、澳洲蔓延。1999年，病理学家和病毒学家把HIV病毒的源头逐渐追溯到非洲丛林里的黑猩猩和某几种猴子身上。

一种以非洲灵长类动物为宿主的病毒，最终跨物种地感染了人类，引发遍布全球的流行病。

1990年代初期，已在美国科学报道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普雷斯顿敏锐地预感到：来自非洲丛林的HIV病毒很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些致命的病毒很快会从不再遥不可及的森林里走出来，入侵人类的身体，借助频繁、便捷的现代交通，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开来，将人类的一部分“抹去”。

在与一位病毒学家的谈话中，他得知就在距离美国政治心脏华盛顿不远的雷斯顿市，美军的科学家们发现一批商用的进口实验用猴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为防止疫情暴发，科学家和士兵们联手，扑杀了这一起美国本土的潜在疫情。结果证明：这是一种新型的埃博拉病毒，与史上最强的、致死率高达75%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埃博拉病毒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病原体，属生物防护四级。在P4实验室，科学家们研究、摆弄着对人类最危险的病原体，包括埃博拉、它的姐妹病毒马尔堡、炭疽热病菌等等。大名鼎鼎的HIV病毒只是P2级，而SARS和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则为P3级——它们的病死率分别为10%和2%左右，虽然其传染性极强。

采访中，普雷斯顿最终获得准许，可以穿着生物防护服进入美军研究埃博拉病毒的P4实验室。

他跟着一位年轻女科学家进入实验室，经过一道又一道门，按步骤做清洁、消毒和隔离程序。最后，他们来到P3和P4之间的隔离区（也叫“灰色三区”）。女科学家从墙上拿下一件生化防护服，然后向他示范如何正确地穿上。等他穿上生化防护服后，一按气压阀，气体就进入防护服。

普雷斯顿（右）和主演在首映式上。

“接下去，我们将要打开最后一道钢质大门，进入到P4实验室。她走过来，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透过头盔紧紧盯着我的眼睛，然后说——理查德，你感觉怎幺样？你还好吗？我在观察你的瞳仁收缩，看看你惊恐症有没有发作的迹象。”后来，他得知类似的惊恐症有时会发生在第一次进入P4实验室的人身上。

“你看到的这一剧情，其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我把它写进了剧本里。”他在电话那头说。Fox和美国国家地理一同买下《血疫》的影视剧改编权后，普雷斯顿也参与了部分编剧工作。

普雷斯顿把这个故事细节叠加到了女主角、美军病理学家南希·杰克斯的身上。剧中，南希带着新招募参与埃博拉项目的士兵进入P4实验室。在进入高危区的最后一道大门前，这个平日总是刻意摆出男性气概、爱用轻佻口吻和女上司说话的大兵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防疫斗士奖

每进入一个艰深的专业领域，普雷斯顿对自己的要求是像去读这个领域的研究生一样钻进去。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他都会在这个专业领域收获最高的认可和褒奖。

1984年出版的讲述天文台和天文学家的《破晓》，让他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奖。1994年的《血疫》，让他拿到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颁发的防疫斗士奖——这是CDC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把该奖颁给一个非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人。

事实核查和对精准的追求，是普雷斯顿赢得科学家们深度信任的法宝。“初稿写完后，我常常会打电话给他们，读相关段落给他们听，一次又一次地征求他们对准确表达的意见。但是，我从来不给他们发书面的草稿。”

1977年，23岁的普雷斯顿来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时，遇到了对他的职业和人生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国“非虚构写作大师”约翰·麦克菲。

麦克菲被公认为是美国“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开拓者，在半个世纪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记者、编辑和作家，弟子遍布《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时代》《国家地理》等各大主流媒体。

“麦克菲教我们词句组成的准确性，要绝对尊重事实。把事实调查清楚很重要，如果一名搞技术或科研的读者发现一个错误，那整个作品的可信度都被搞砸了。如果一部作品经过事实核查，甚至连一个普通读者都能感觉得到。它会很严密，就像你关上新车的门时没有嘎嘎的响声一样。”在和另一位非虚构写作者的访谈中，他如此分享心得。

恶魔的拼图

在《血疫》的开头，普雷斯顿用冷静、优美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笔触，还原了1980年侨居于肯尼亚的法国男子夏尔·莫内（化名）生命中的最后15天，病毒如何一步一步把这名强壮的男子“融化”为一具不断呕出血水、血泥的行尸走肉，以及他究竟从何处感染上埃博拉的亲姐妹——马尔堡病毒。

当时，内罗毕医院有一位医生曾调查过莫内的病例，一位来自美国的病毒学家也曾调查过他的流行病史。这两位专业人士和他们的调查，都成为普雷斯顿还原“恶魔拼图”的重要线索。

对普雷斯顿来说，这些还远远不够。最后，他进入了非洲中部的腹地。

“在肯尼亚，我去了莫内最可能感染上病毒的那个洞穴，我去了内罗毕医院，到了他倒下的急症室。在调查中，我一路上拍照，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真实场景是怎样的。我收集到了很多有关他的信息，譬如，那只栖息在他房屋顶上的鸟，所以我能够描述这些。我写的有关莫内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精确的。”

经过详尽的调查和摸排，医生和来自美国的病毒学家相信：莫内和另一位“零号病人”的感染之地，很可能是在肯尼亚埃尔贡山上的奇塔姆洞穴。1988年，一位10岁的丹麦男孩也在出入洞穴的数天后出现可怕症状，很快暴死于马尔堡病毒的攻击。他的父母为肯尼亚的一家国际救济机构工作，他们当时开车带着孩子领略非洲大陆神奇而危险的美景，曾到奇塔姆洞穴探险。

1993年8月，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普雷斯顿来到隐藏着恶魔的洞穴。在洞口，他穿上生化防护服，准备好消毒药剂、用具，为自己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P4实验室”。

5年前，为美军工作的“病毒猎手”尤金·约翰逊锁定奇塔姆洞穴后，曾带着一支生物专家团队对洞穴进行考察、取样，他们带来几十只“哨兵动物”，又从洞穴里采集了几万只各种品种的昆虫，最终一无所获。

为普雷斯顿充当导游的当地猎人告诉他：他儿时经常进洞玩，当地一直传说洞穴里藏着一种恶魔（疾病）——人若在洞里撞上了，就会化成肉汤，炸开，“（人身上）每一个洞眼都向外飙血。”相比之下，让许多人感到毛骨悚然的艾滋病轻微得就像打了一个喷嚏。

在洞中，普雷斯顿穿着厚厚的生化防护服在黑暗中笨拙地行走、爬行。一路上，他看到了大象的骸骨、钟乳石、蝙蝠、蜘蛛和形形色色的昆虫，一边留心着石头上滑腻的果绿色泥浆——那是果蝠的粪便。

病毒学家们认为：把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感染给人类的中间宿主，很有可能是生活在洞里的果蝠。莫内、丹麦男孩在洞穴里接触过果蝠的粪便，病毒通过皮肤上的伤口，进入到他们的循环系统。

在洞中，普雷斯顿忍不住琢磨起这些危险排泄物的形状和颜色，觉得像一种牡蛎的烹饪做法，“有一瞬间我难以控制地琢磨起了蝙蝠粪便的味道。”他狠狠提醒自己——在最高危的生物四级区域，想吃屎的念头是一种大脑的胡闹。

“可以说，这是我的写作原则——你要尽可能到事件发生的现场。你必须掌握一切可能掌握到的信息。”

大自然的复仇

但是，在这张真相的拼图上，仍有许多他无法找到的空白——关于那些被埃博拉病毒“抹去”生命的人，譬如那位得知自己感染后想尽一切办法办理出国留学手续的年轻修女玛英嘉，她到底在想些什幺;譬如那位马里迪镇医院之难中第一位死亡的当地教师，他到底是引爆这次疫情的“零号病人”，还是在医院因共用针头被其他人感染的？

HIV、埃博拉和马尔堡都是来自非洲雨林腹地的“恶魔”。事实上，埃博拉原本是刚果境内一条河流的名字。

近半个世纪以来，源源不断出现的新显病毒——HIV、埃博拉及其姐妹马尔堡、SARS、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当下威胁全人类的新冠病毒，让普雷斯顿越发确信一点：这其实是地球自身启动的一种免疫反应，“甚至，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大自然的复仇。”

“这些病原体也是大自然的力量之一。当人类这一寄生物种大量地繁衍，对生态系统毫不留情地破坏、摧毁，就使得原本远离人类的病毒有越来越多机会和人类接触，入侵人类，甚至会引发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人类生命、整个社会系统造成摧毁性的打击。”

“如果人类不从中吸取教训，我确信未来这样的大危机还会频频地重演。”他声音沉重地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