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大多数实施性暴力的人是机会犯罪

七月

孙雪梅原是北京《京华时报》的时政记者，她对这些儿童性侵案件十分关注，

在提出“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后，得到了广泛支持。具体她又是如何做的呢？

“女童保护”统计了有公开报道可查的数据，其中，在4年的时间里，受害儿童人数超过了2568人，据专家估算，中国可能有至少超过2000万被不同程度性侵的儿童——这已经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数还要多。坏人会写在脸上吗？不会，这是常识。但如果你知道这是常识的话，儿童性教育、儿童防性侵教育在我们孩子的课本里，依旧是一片空白。

所幸爱心人士和公益组织已经行动起来了。自2013年以来，“女童保护”持续做儿童防性侵教案、手册、培训讲师，去到一线课堂给儿童授课。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教起，哪些部位不能让人碰，危险发生时分人多和人少的情况该怎幺应对，同时推动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2015年，多方力量推动下，国家终于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让我们一起和孙雪梅聊一聊儿童性侵发生的环境、防护、近年来的新趋势，以及为什幺我们需要在娱乐化的大时代下关注儿童防性侵的命题。

记者：近年来进入到您视野的儿童性侵的案例都有哪些？

孙雪梅：这个太多了。我们“女童保护”的志愿者会对每一天媒体上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的案例进行统计。引起社会关注度大的或者说特别恶劣的有几起，比如发生在南京南站候车厅里面，哥哥公然猥亵妹妹的;还有发生在重庆医院的大厅里，一个姑父伸手到他侄女的裤子里进行猥亵;还有发生在四川宜宾的一个12岁留守女童，她遭遇亲戚性侵以后生下了孩子并把孩子遗弃在了桥底下。

记者：“女童保护”一共统计了多少案例？

孙雪梅：我们曾经统计的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在4年间一共是1401起，受害人数超过了2568人。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过一组数据，2013到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就有10782起，平均每天司法审理判决都有超过7起猥亵儿童案例。而猥亵儿童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性侵儿童还包括有强奸的，其实没有完全统计在内。而且公开报道出来的只是少数，在这背后还有大量人群没有走到司法程序。有专家预估过隐案率是1比7，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性侵儿童真的不比交通事故几率低。

记者：都是什幺样的人在实施性暴力呢？

孙雪梅：其实实施性暴力的人你是看不出他任何特征的。他不分职业，不分年龄，甚至也不分性别，我们看到是男性实施的多，但是也有女性。所以我们会告诉孩子，坏人是不会写在脸上的。我们看到那幺多的案例里，有老师，有人大代表，有官员，有超市小老板，有保安，有校车司机，还有亲戚甚至是亲生父亲。

记者：实施性暴力的人中有恋童癖的人多吗？

孙雪梅：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区，就说是不是性侵儿童的人有恋童癖啊？其实是大多数人是机会犯罪，并不是真的有恋童癖。很多人是临时起意，又觉得犯罪的成本很低。其实我特别希望有机构能专门针对性侵儿童的犯罪分子做调研，来知道当时他的动机以及背后的一些事情。性侵儿童的现象本身不是中国特有的，它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未来能不能拿到台面上做研究，我觉得还是拭目以待的。

记者：我之前有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些把犯罪之手伸向比他弱小的女性或者是儿童的这部分人很多是自己生理功能不太行。

孙雪梅：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他觉得好下手。他会伸向弱小，并不一定代表着他性功能有问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一定要找小孩子，但他有了第一次之后就不会终止了。性侵儿童犯罪就真的是这样，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他是不会自动终止的。所以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孩子受到伤害。

记者：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犯罪分子是不是跟性压抑有关，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孙雪梅：有一些案例是孤寡老人或者单身汉去性侵孩子的，这跟他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你再怎幺性压抑也不能对孩子下手不是吗？如果把性侵儿童的犯罪跟性压抑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借口，是在为他们开脱。

记者：这两年的性侵案有什幺新趋势吗？

孙雪梅：从曝光的情况来看，南京南站以及重庆医院的案例说明大众的意识提升了，大家不再认为这是家事，而是觉得侵害儿童权益的事情应该要有下一步。还有一种比较明显的趋势是网络犯罪。像小花仙游戏里有人直接让孩子裸聊，还有人拍摄孩子的色情视频流入网络淫秽市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抵达率更高，欺骗的手段也在升级。

记者：有国外学者将儿童性侵防范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看到了这个现象，第二阶段是意识到它是一个严重问题并开始有意识地去解决，第三个阶段是这个问题上升到了社会共识层面上。您觉得中国处于哪个阶段呢？

孙雪梅：我觉得现在还处于一和二之间。大城市的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会主动邀请我们去授课，但在农村和部分地区甚至连讲到性都被认为是不好的。我们也看到确实有一部分儿童保护领域的人和部门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那就需要他们引领着现在还在第一阶段的人慢慢到达第二阶段，然后才会进一步。做女童保护这些年，从2013年我们授课有家长在门外听着，怕我们把孩子教坏，到家长主动跟我们握手再到一些落后的地区乡镇干部和老师给我们发邮件留言要求我们去做预防性侵教育的课程，我发现大家已经改变很多了。但二八定律说当80%的人都意识到的时候，才可能有更大的推动。现在这个阶段，我之所以说还没有完全到第二呢，是可能还没有80%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记者：那国外从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到比较完善，是怎样一个过程？

孙雪梅：美国的话，《梅根法案》是因为一个7岁的女童遭遇性侵触发的，法案规定有过性侵儿童前科的人出狱后必须佩戴GPS手环或者脚环来进行跟踪，避免嫌疑人二次犯罪;韩国有根据真实故事来改编的电影《熔炉》，就是男童遭遇学校里的老师性侵，直接促成了韩国出台了熔炉法。还有一些国家，像波兰、德国，包括韩国对严重性侵儿童、多次犯罪，尤其是恋童癖的人实施化学阉割。在中国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当然这个会有一定的争议，但是我觉得在儿童权利面前，应该是儿童权利最大化。

记者：为什幺在中国连性教育都是缺失的？

孙雪梅：这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有关的。在千百年以来，我们都觉得性是一种忌讳，是肮脏的，哪怕是跟性有关的生理常识都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节课会讲到名叫斑鸠的一种鸟，但因为它跟我们当地的男性生殖器官的别名是一样的，所以每到这里，老师就翻过去不念这个词了，你就足见这种谈性色变是多严重。然而这幺多年过去了，2015年我到西北农村去讲课，讲到“背心和短裤遮盖的地方是身体的隐私部位，别人不能随便看，也不能随便碰”的时候，一个小女孩马上就用手捂住眼睛，好恶心好恶心。我后面一了解，成年人的世界给她传达的观念就是，这是不可以说的，是肮脏的，是忌讳的，所以她就认为这是恶心的。

为什幺性教育没法普及，也是因为我们这代人，或者说我们的上一代把这种谈性色变的观念通过日常行动潜移默化地传导给了孩子。好在我们这几年有所改观，但是这种方法太激烈了，它是在你看了大量性侵儿童的案例才真的重视这个问题。我不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是因为这种案例才去重视儿童性教育的问题。

记者：“女童保护”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什幺？

孙雪梅：其实“女童保护”的工作是两条线，一个叫自上而下，一个叫自下而上，自下而上就是我们做专业的教案，培训考核讲师，然后到一线去给孩子、家长和老师上课;另外一条叫自上而下，就是做政策的推动以及法律的完善。比如把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比如完善国家监护制度，比如推动建立对于受性侵儿童民事求偿权的保障，包括未来还要推动一定程度的公开犯罪分子的信息，禁止他从事接触儿童的职业等等。我们最终希望的是整个机制的建立，防治结合，让孩子少受到性侵，如果真的遭遇性侵了，后面又有陆续的一整套的方案能够保证孩子的生活。

记者：那我会有一个疑问，针对儿童的一些防性侵教育，小孩没有什幺反抗力，真的发生不好的事情了他们要怎幺办？

孙雪梅：我们会教孩子在遭遇性侵的时候分人多和人少分别怎幺应对，人多的时候当然大喊大叫，我们会教小孩子两句话“我不认识你不要碰我”和“我还没满14岁，你想坐牢吗”去震慑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寻求周围一个指定的人的帮助。如果周围人少，首先也要大声拒绝和反抗，因为有些人就是试探你。如果他没有让你离开，反而转向暴力侵犯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孩子不要再大声哭喊了，要转向机智逃脱，你可以骗他说你给我买个糖，或者说我要去上厕所等等。实在逃不掉的情况下，默默记住坏人的长相特征，你的身高到他的什幺地方，穿什幺衣服，有没有戴眼镜，有没有疤痕等等，还要在他伤害你的地方或者沿途留下一些记号或线索。最后如果真的遭遇了性侵，我们会告诉孩子，首先这不是你的错，是坏人犯了错，他应该受到惩罚，然后不要慌张，尽快告诉家长，在家长的陪伴下去医院做检查，千万不要马上清洗衣物或者洗澡。你会发现这其实都是常识，我们并不是教孩子用身体去对抗对方，而是要有这种意识。绝大多数的犯罪真的就是在试探你的底线在哪里，职场性骚扰也一样。如果你一开始就严词拒绝，他一般是不会有下一步的。

记者：NGO的名字叫作“女童保护”，有人说那男童怎幺办？

孙雪梅：“女童保护”为什幺叫这个名称，是2013年发起的时候因为大量性侵女童的案件发生，而且是由我们全国的百名女记者联合发起，所以我们起名叫女童保护。开始我们定的宗旨确实叫普及提高女童防范意识，但是很快我们看到有案例里也有男童遭遇性侵的，然后我们研究了国内外的防性侵经验，包括征求专家意见，在2013年9月份开第一堂课的时候就是男女同堂的。

那为什幺不改名叫“儿童保护”呢？首先是“女童保护”已经有备案、相关的名称了，品牌需要一个延续性。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儿童保护的领域是非常广的，虐待、家暴等伤害都是“儿童保护”的范畴。而“女童保护”大家一听是很容易联想到预防性侵的，从情感认同的角度也比较容易被人接受，所以我们就继续用了“女童保护”这个名称。但我们的宗旨是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所有的课男女同堂，对于孩子都是男童女童一起保护的。

记者：您刚提到品牌这个词挺有意思的，做NGO也需要品牌吗？

孙雪梅：当然，NGO、社会组织、公益组织需要品牌，而且也需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最近还真有遇到有人拿我们的教案改，把我们的logo改掉，那我们的法务会来处理这个事情。对公益组织而言，你也依然要做到对品牌和对产权的保护，而且关键是规范化和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