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生
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局巡视员邓小红“呕吐”了。现在卡的种类太多,要扩大身份证的使用范围,变成“一卡通”,涵盖医疗、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信息。她发现,身份证无法识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身份证读卡器成本太高。(3月8日新快报)
当今社会,人们往往有很多卡,比如身份识别用的身份证、公共交通用的交通卡、就医用的医保卡、购物用的银行卡、现金卡、贵宾卡等。“卡时代”在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携带、使用、安全风险等诸多烦恼。能否有效整合一卡通资源,让人们一张卡充分享受便捷的数字生活,走遍全球,既是人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邓小红委员提出的将身份证变为“一卡通”的建议,不仅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依据,也有便民利民的现实意义。据专家介绍,二代身份证发放范围最广,技术含量最高,使用最频繁,保密性能最好。它的厚度只有1毫米,包含9层。尤其是其非接触式IC卡技术,可以大大简化读写系统,完成一次读写操作只需要0.1秒。这种非接触式IC卡已经广泛应用于电子钱包、地铁、高速公路、食堂、门禁系统等领域。
也就是说,无论是拥有二代身份证的13.6亿人的“大家伙”,还是其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都应该当之无愧地将身份证视为各种卡的“主人”。它读取和输入信息的功能足以让它承担起这个责任。据说工信部在规划二代身份证之初就设计了金融支付功能。身份证“一卡通”不仅可以更加方便、直接地验证身份,还可以解决信息重复叠加、杂乱无章的现象,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磁记忆功能。马来西亚的居民身份一直被当作公交卡使用。
为什么身份证“一卡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内部技术可行,大众期待?邓小红委员将其归咎于“高成本”的调查结论,不无道理。身份证读卡器市场价1300多元,批发价也在600 ~ 1000元。但在笔者看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每张“牌”的根本症结在于其对部门利益的考量。就算是因为“钱”,也不仅仅是为了在这方面省几千块钱。
“一卡通”身份证的本质是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但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沟通阻碍了这种整合和优化。现实生活中,习惯于自己管自己事的政府部门,往往羞于或懒得向其他部门求助和协调。比如民政部门给老年人发放优待证,而不是和公安部门沟通协商,而是利用现有的身份证平台,另设一套系统。这种行为虽然很难摆脱不必要的便利的嫌疑,但却显示了部门用自己的机器验证自己的卡的权力和地位。或许,各“卡”上下文中的管理,也能让各部门从软件系统的开发招标和管理费中获益。
更重要的是,“把身份证变成‘一卡通’”还有一个法律瓶颈。《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总则第六条规定,“居民身份证式样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统一制作和发放。居民身份证具有视觉识读和机器识读两种功能,视觉识读和机器识读的内容限于本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项目”。实际上,身份证的作用仅限于现有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地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照片、证件有效期、发证机关”等狭义信息。第四章法律责任,没有说明其他机构深度开发身份证的潜在价值。由此看来,“把身份证变成‘一卡通’”的实践需要从法律制度设计和打破部门壁垒两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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