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平
2020年初,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国各地,短时间内确诊感染者数万人,让原本的庚子春节变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疫情促使我们从疾病史的角度回望历史上人类与灾难的关系。刘涤川《大瘟疫:病毒、毁灭与帝国的抗争》(天地出版社,2019年3月)全面展现了秦汉时期瘟疫的文化故事和历史真相,揭示了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和深远意义。
瘟疫离我们不远了。“鼠疫”不是某些疾病的代称或通称,而是由细菌、病毒等一些强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的通称,只有在一定范围内造成连续死亡并引发社会危机时才会被称为鼠疫。所以,瘟疫虽然是基于现代医学的传染病知识,但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从古代史上被称为“黑死病”的肺鼠疫到导致拿破仑讨伐失败的斑疹伤寒,从21世纪初爆发的“萨尔5”到现在的“新冠肺炎”,它是人类与不同种类或反复变异的病原微生物激烈博弈后命名的一种新的鼠疫,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瘟疫史有助于我们更加立体地认识中国历史。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至商代的数万年间,虽然火种技术尚未成熟,“人食瓜果、蛤蚌,胃为腥臭所伤”,但由于部落间的相对隔绝,大跨度的人口迁徙稀少而分散,使得疫情的大规模传播缺乏基础媒介。殷商通过频繁的对外战争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新秩序,但也是中国第一个受到瘟疫威胁的王朝。最早的瘟疫概念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种在甲骨文的甲骨文中。第一,民间把大规模传播的流行病称为“雨病”,把它的年份称为“病年”。在周朝、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出现了很多词语,如伤寒、疔疮、霍乱、疟疾等,表示流行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
秦汉时期作为我国自西周以来的又一个“大一统”时期,也是我国瘟疫的高发期。这时,瘟疫开始从区域性的战争和小规模的传播转变为全国性的爆发,从休眠期转变为高速活跃期,最终在东汉末年和西晋达到中国古代瘟疫爆发的高峰。比如持续了130多年的中匈战争,就把出血热病毒从西域传到了关中。匈奴人通过掩埋牛羊污染了汉军的水源,使得瘟疫在军队中蔓延。名将霍去病24岁英年早逝与此不无关系。在“建安大疫”中,有四个著名的“建安七子”死于瘟疫,张仲景的《伤寒论》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由于鼠疫的主要宿主动物是老鼠,因此在古代中国和西方都出现了“拜猫”、“迎猫”等习俗。可见,瘟疫与人的故事自古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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