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新战场

屈婷　林苗苗　黎华玲　吴锺昊　邱冰清

“当所有潮水过去，会露出礁石。”

这些“礁石”，可能是一个个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被击倒的个体和家庭，是横亘在人类历史上的触目伤口。

这并非危言耸听。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25年后，心理疾患仍困扰着诸多事故幸存者，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等。19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部分美国民众的安全感被严重削弱，至今余波未平;与传染病有关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在历史和现实中，上演着医学版的“霍布斯式噩梦”。“潮水”正在退去，但心理“抗疫”刚刚进入主战场。创伤后应激障碍、隔离带来的负面情绪、社会警戒心理升高、对病患的污名化……“礁石”不分国别，却生长在不同文化、不同国情的土壤里。这提醒我们，要重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探索精准干预，树立全球思维。

防止“心病”引发二次灾难

大量调研数据显示，突发公共灾难事件后受灾人群中PTSD的发病率可达33.3%，抑郁症的发病率可达25%。

有时候，承认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依然是一件不知从何说起的事。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心理专家组组长、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罗庆华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一所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心理评估。结果显示，50%的医患有焦虑、抑郁的症状，73%的人出现躯体不适。尽管支援队留下了联系方式，但很少接到求助电话。2020年2月2日，心理援助的国家队抵达武汉。摆在一行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方舱医院内的心理援助。

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第11批江苏援武汉医疗队队长李箕君为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刚从方舱医院出院到隔离点的女患者，与工作人员、病友剑拔弩张，矛盾不断。调查得知，女患者因为父亲染病离世、母亲仍未出院，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前来开导她的工作人员虽然接受过心理援助的培训，但常常听了几句就惯性开导，周围的病友言语中也夹带着“怎幺就你过不去”的质疑，一再引爆她的情绪。

“大灾面前，很多人会因为丧失安全感，像一个竖起刺的刺猬。”李箕君说，如果我们总是去拔“刺”，就会产生恶性循环。由于历史、文化因素所致，人们习惯把心理卫生和思想教育等同起来，要幺把“心病”不当病，或污名化为“精神病”，导致整个社会不太重视心理因素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比较缓慢。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常委兼副秘书长杨发辉说，很多人并不了解心理危机干预在灾难救助中的深远意义，存在诸多错误认知。比如，认为时间、物质帮助和金钱赔偿能冲淡一切;认为只要有爱心、耐心，就能做好心理危机干预;认为心理危机干预是灾难发生后“打补丁”，不需要全程参与等。

事实上，灾难中的心理应对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进行心理干预意义重大。根据流行病心理学研究，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也会像躯体疾病一样，在人群中迅速传播，从而对集体和个人产生重大影响。相关专业人员长期、全程的干预，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心理创伤的影响。

必须认识到，心理危机干预既不是“打鸡血”，也不是“忘忧草”。它更像是一根“拐杖”，支撑人们在灾难中走出情绪、行为、认知的困境，增强自愈力，形成心理“免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黄薛冰说，从此次疫情国家动员心理干预的力量和广度上来看，社区、高校、企事业单位、互联网平台和民间组织等都发挥着“最小细胞”的作用，硬件构架上不可谓不强。但由于未明确心理危机干预的观点和组织体系，一些实施者和接受者的获得感都不够强。“归根结底还是意识上的问题。”

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是刚需

从方舱医院连夜开工起，心理援助国家队就开展了调研走访，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隐患和问题。尽管队伍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但这次挑战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可循，唯有“摸着石头过河”。

这正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心理危机干预的困难之处。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说，虽然心理危机干预有公共流程，但具体到每一次事件，都面临不同的挑战。

心理援助服务是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效果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方舱医院心理援助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评估中心主任石川清楚地知道，离开方舱医院，并不代表一切心理问题都结束了。“我们前端的参与是帮人们尽可能良性适应这个过程，减少后期人们把不良心理问题固化的可能性。”几乎所有的精神心理科专家都认可一点，灾难事件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在中国具有独特性，必须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符合国人心理特点的路径。前提是，全社会都要正确认识心理健康和心理危机干预究竟意味着什幺。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后期，心理危机干预仍在继续拯救生命。

一场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究竟会造成多少人产生心理创伤？这个问题尚无答案，只能靠估算。调查显示，汶川地震6个月以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约为9.7%，SARS发生两年后有10%左右的受灾人群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大型灾难发生一年内，灾区超过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杨发辉说，我国人口基数大，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危机涉及人群数量可能非常庞大。但究竟多大比例，需要什幺程度与形式的心理干预，还要科学的调研实证支持。

摸底不清，力量分散，是横亘在心理抗疫前的一道关口。

高文斌认为，如同传染病直报系统能直观显示疫情进展情况，心理干预专家同样需要一个收集数据的权威渠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但现在心理调查、反馈的数据收集并不通畅，缺少一个社会信息调研系统平台。

“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后方指导心理危机干预的专家，往往是不了解前方的具体诉求的。”黄薛冰认为，这导致相关心理干预指南原则性条款较多。心理危机干预作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亟待完善。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指出，心理危机干预缺少一个权威部门的组织领导，没有形成稳固的体系和工作机制，导致工作内容上归口不明，没有形成联动。

心理援助人才严重不足

灾后心理援助和日常心理咨询有很大不同。前者是系统工程：援助者需要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采取不同措施，及时挖掘病人、堵住漏洞。这显然要求更综合的专业能力。

而现实是，心理卫生援助人才的培养需要长周期。

陆林说，目前看来，我们对心理救援工作和心理危机干预体系重视不足、投入不足，导致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是兼职人员，其临床经验培训和相关知识储备较为有限，在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得心应手。

另一方面，选拔合格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的“蓄水池”长期干涸。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提供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40435名，平均每10万人口2.9名;注册护士101282名，平均每10万人口7.3名。精神医护资源的可及性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合格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职业康复师则更为短缺。

由于缺少规范的管理体系，心理服务行业近年来虽然蓬勃发展，但从业门槛参差不齐、人员鱼龙混杂，加上缺少标准化的职业评价体系，人才专业化程度很难得到真正的提升。

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有2亿以上人群会受到各种突发事件影响，但能直接提供的心理援助服务有限，供需缺口十分突出。

“虽然我们的心理援助资源不够，好在地理空间上有回旋余地，尚有互助可能性。”高文斌认为，心理学和医学一样，是一个大学科群，专业分得很细，并非“一通百通”。因此心理工作者要分层培养，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也要分层构建，既要有专家学者，也要有立足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宣传工作者等。

需基于国情创新疗法

一个戳心的细节是，中国人面对灾害倾向于抱团，却很少袒露真正的情绪，甚至连家人、朋友都很少触及。

中华女子学院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静接待过一个湖北的案例：女儿在家照顾妈妈6年，妈妈突然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看着妈妈被车拉走火化，女儿突然情绪崩溃。“这时候她最需要的是集体情感的支持，比如社群组织的文化哀思、集体告别仪式等。”张静说，情感支持不仅来自家人、朋友，也可以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和政府。

心理危机干预既不是“打鸡血”，也不是“忘忧草”。它更像是一根“拐杖”，支撑人们在灾难中走出情绪、行为、认知的困境，增强自愈力，形成心理“免疫”。

中国式心理危机干预要重塑的，正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家、社会和个体三者的边界和责任。这需要跨越东西方文化的鸿沟，需要基于国情的本土创新，需要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汶川地震中，日本心理专家第一时间提醒中国同行，在震区进行心理救援要慎用西方普遍的“暴露疗法”。因为不够专业的话，暴露疗法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在此次疫情重灾区武汉，很多一线心理援助专家都有意识地采取了集体疗法、善用传统文化元素处理创伤等手段。

专家表示，国外的心理干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比如，“单位”这个组织在西方语境下是很难理解的，但在中国，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和人力资源部门等，天然就具有开展心理干预工作的基础。比如，方舱医院的心理干预堪称本土化模式创新的典型：医患一同在大喇叭、广场舞、太极操疏导下，成功熄灭了可能成为心理问题重灾区的“火药桶”。疫情给中国按下了近3个月的“暂停键”，长时间的隔离已带来不少集体情绪的暗涌，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呼唤心理干预手段的本土创新。

杨发辉建议，心理危机干预应该像国家医疗救援队一样，以东西南北中为基础，建立5个心理危机干预的区域中心，并成立心理救援专业人员数据库。张静认为，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漫长过程，有必要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中设置心理援助专项预算，并支持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本土心理援助模式。

应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心理危机应对体系？

陆林表示，首先，应尽快让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有法可依”，把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提升至国家层面，加强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心理培训。其次，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精神心理分级救援体系，加快补上专业人才短板。开展国民防灾教育，编制科学、权威的心理危机干预手册，加强民众心理健康素养。

社区基层组织在此次疫情心理危机干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证实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立足基层、全民参与、多部门协作、上下联动，这或许是中国式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可依赖的路径。

◎ 来源|半月谈（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