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疫苗

焦虑恐惧、愤怒暴躁、内疚自责、抑郁失眠……灾后引入心理危机干预，给受灾群众注射“心理疫苗”，是国家在经历数次突发公共事件后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汶川大地震转瞬已过10余年。废墟消失不见，家园焕然一新。但是，平静生活之下，深藏于人们心底的伤痛却很难彻底消失。这场震撼人心的灾难，也拉开了我国大规模灾后心理干预的序幕。

然而，在不同事件中，不同人群所承受的灾害程度截然不同。处在“暴风眼”的人群、救援人群和普通公众，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

让受伤的心走出阴影

“谢谢您，陪我走过生命中那段时间。陪伴让我坚强。”

汶川地震过去10年后，陈婷仍不时接到当年曾接受她心理干预学生的来信。有时候就是一张不具名的贺卡，写着他们的近况。

陈婷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医生。地震后，她奔赴极重灾区都江堰聚源中学展开震后心理干预。她还记得在帐篷里第一次给老师们做情绪疏导时，“现场哭成一片”。

学校里一对年轻的教师夫妻，地震发生时忙着组织学生逃跑，而两人的女儿因为被落下的石头绊住脚，最终没能跑出来。当时，夫妇俩非常自责，每天晚上都不能入睡。

“一闭上眼，就是孩子的脸。总觉得她在怪我……”妻子哭着对陈婷说。

“他们太痛苦了，无法直接开导。”没有过多的话，陈婷就默默陪着夫妻俩，“提醒”他们正常吃饭、休息，还组织他们和学生打篮球。

“半个月后，有一次打完篮球，大家满身汗水，夫妻二人突然抱在一起痛哭。”陈婷知道，他们“想通了”。“地震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极大的内心伤痛，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急于治疗，而应通过陪伴让他们自我疗伤。”陈婷说。

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震后第一时间派出了多支医疗救援团队，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是其中之一。

“在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很多受灾群众脸上永远是一片茫然。”心理医生邓红教授说。有一个亲眼看到妈妈遇难的4岁孩子一直不吃、不喝、不说话。邓红团队的心理医生们陪着他、不时安抚，最后孩子终于哭了出来，情绪得以宣泄。

整个汶川地震灾区，没有心理干预的盲区。即使是地处偏远的青川县，也有两位心理医生朱鸿儒和任正伽前往展开干预，还为一些严重应激反应患者进行了药物治疗。

邓红的团队还在北川培训了一批当地的教师、医生，让他们能够识别和干预基本心理问题，留下一支“永不撤离”的心理抚慰师队伍。

震后心理干预要分阶段

汶川大地震让心理干预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其后发生的玉树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中，灾后心理干预越来越及时，模式越来越规范，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书记张伟说，汶川地震震后心理干预为灾后应急心理干预积累了难得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人的心理干预方法。

当人们沉浸在悲痛中不知所措时，心理医生组织大家一起织绣，乃至打麻将。这些活动帮助受灾群众释放了情绪，心情逐渐平复，效果很好。芦山震后，因为有了汶川的经验，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先对受灾群众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家中有人员伤亡的重点人群及时干预，使得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案例明显减少。在西华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专家吴薇莉看来，震后心理干预要分成不同的阶段。

震后一周主要是陪伴，不能急于干预和治疗，很多时候就是一起聊天、活动;一周到一个月之间，需要对不同情况的人群进行分类，进行初步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一个月之后，则要对重点人群进行专业的创伤治疗，并依靠社区进行精神康复。

汶川地震遗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地图和‘资源地图，我们要弄清楚他们的创伤来自何处，并调动起能让他们感到积极力量的资源，帮助他们自我修复。”吴薇莉说。

四川灾后心理康复培训与服务计划香港驻成都项目统筹人高金英认为，震后心理干预需要多社会领域的协作，共同编织一张全覆盖的心理“安全网”。

比如，一些丧子的高龄妈妈重新怀孕时，除了需要心理疏导，也需要有人帮助她们联系妇产科医生、讲解一些孕产知识，这也是让其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地震使心理医生的诊疗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邓红说，以前医生们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坐等病人上门，地震后，医生开始主动深入灾区、上门心理辅导。

张伟认为，心理干预这场“持久战”远未结束。“灾后心理干预应该从应急干预走向常态化。”

“美国‘9·11后的心理干预计划为期20年。我们的灾后心理干预也要实现常态化、长期化，包括在社区建立完善的心理干预网络，及时干预各种心理问题。”张伟说。一些心理学专家表示，实现灾后心理干预的常态化，还要注意培养当地的心理专业人才队伍。吴薇莉说，国内外诸多灾后心理援助实践证明，重大灾难后能不能建立起一支合格的当地心理援助队伍，是心理干预成功与否的关键。

心理危机呈现圈层差异

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常见的精神卫生问题可以分为6组相对独立的后果：灾后特定精神障碍、非特定的悲伤反应、其他健康相关问题、长期慢性的生计相关问题、资源丧失、青少年特定问题。其中，灾后特定精神障碍是国内外研究最为集中的一个领域，包括急性应激障碍（ASD）、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抑郁症以及自杀等。

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提出从医护人员、重症患者到轻症患者、后方救援者等重点人群的分级、分类干预措施。

充分认识灾难引发的差异化心理问题，是展开心理危机精准干预的前提。“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民族的人群，灾后应激障碍是不一样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罗庆华介绍。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部主任仇剑崟领衔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35%的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反应指数与性别、年龄、教育、职业、所处地区显着相关。调查还发现，不同年龄段人群情绪反应指数呈“N”字状，即青年（18岁～30岁）和老年（60岁以上）人群情绪反应较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弱势群体情绪反应指数显着高于其他职业人群。延迟复工使得他们失去收入来源，经济压力骤增容易触发消极情绪反应。

一把“钥匙”开一把“心锁”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后的心理健康援助，是促进社会公平化、社会文明化、保障个体尊严的必要措施。根据目前疫情的影响范围，可以把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分为四大圈层。

核心人群：确诊感染人群。他们在隔离治疗初期会有麻木、愤怒、恐惧、焦虑、失眠甚至攻击等表现，在隔离治疗后期会出现孤独、恐惧、放弃治疗或对治疗的期望值太高等表现。针对出现明显心理应激反应症状的人群，必要时应采取药物治疗，药物治疗须在专业精神病医生的诊断下开展。

高危人群：一线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应进行以心理治疗为主的心理干预、开展心理教育，以防止其症状恶化或迟发性心理疾患。罗庆华表示，救援结束后，许多医护人员仍不同程度存在悲伤、自责、睡眠问题。“这一阶段的干预要点是要减少孤独感，与参与救援过程及负性情绪告别。”他说，随后还要继续随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态，重点筛查是否存在创伤后应激反应。

易感人群：妇女、儿童、老人、病人家属，及其他受疫情影响大的弱势群体。可通过进行心理教育、组织团体活动等方式开展心理服务，营造学校和社区的文化氛围。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弱，疫情中死亡病例以老年患者居多，因此对老年人的心理援助尤显重要。

全域圈广泛干预群体：覆盖广大城乡居民、各地各行业公众。可通过普遍的心理卫生知识宣传、社会心理热线、社区科普宣传等方式，疏导公众负面情绪，引导人们开展自我心理调适。湖北静远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张静说，人们面对突发危机时会产生相应的身心反应，及时开通心理援助热线，搭建与公众的“连心桥”，减轻社会心理困顿，对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价值。

灾后心理干预是场“持久战”

社会应急心理机制建设是一个长久工程，应在制度、人力上早做安排，保障把心理疏导和干预坚持下去，不能“疫”走了之。

江西南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何静丽最近发现，随疫情变化冷了一段时间的热线又热了起来。许多咨询内容不仅与疫情相关，夫妻、亲子、邻里关系等内容也多了起来。在抗疫中被激活并丰富起来的心理疏导干预机制，应该在今后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公众生活质量。

目前，已有不少地方正为此积累资源。在江西南昌，市防控应急指挥部成立了以心理咨询师为主体的人文关怀工作组，招募600多名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将心理疏导干预的触角深入到社区人群。上海卫生健康部门建立了“健康云”网络平台，设立心理服务板块，目前已有200余名专业咨询人员参与，提供24小时服务，在线心理自评超过40万人次。

互联网平台有效提升了心理健康资源使用效率。疫情期间，知乎App通过设置“心理援助”“大家，不怕”等板块，开办“送你一副心理口罩”网络圆桌，帮助网友缓解焦虑情绪、保持心理健康。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开设医护专线，向医护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服务。

“2019年，我国已启动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建设，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提前迎来了考验，已经等不得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黄薛冰说。

心理疏导干预领域专业人员短缺问题不容忽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心心语”心理热线有关负责人担心，一旦各类援助撤离，仅凭热线30多名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远远不能满足武汉灾后巨大的心理援助需求。

“心理援助是一条比医疗救治更长久的战线。”华中师范大学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宗奎说，更多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在疫情结束后出现。应未雨绸缪，在加强现有心理援助的基础上，提前筹备疫情后心理重建工作，将当前的志愿者模式转换为常态化机制。

对于在专业人才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精准有效开展相关心理工作的问题，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认为，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党群组织、工会等可以成为社会心理服务提供的主体之一。“即便投入规模有限，也可以提供大范围的心理支持。”

◎ 来源|综合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