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难题看各国如何破解

校园欺凌事件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时有发生。

在美国，校园欺凌情况严重。调查显示，大约1/4的学龄孩子为长期受害者，大约30%的孩子牵涉欺凌事件，不是加害者就是受害者。

韩国保健和社会研究院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在韩国9岁到17岁的儿童里，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有过遭受校园暴力的经历，每五人中有一人曾实施过校园暴力。

日本政府曾经公布的《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显示，日本校园欺凌现象普遍，在为期6年的追踪调查中，近九成学生曾遭遇校园欺凌，形式包括集体孤立、无视、说人坏话等。

澳大利亚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公立学校平均每周公布的校园欺凌现象就有60多起。

有专家表示，在中国，社会戾气、成人施暴行为在网络上的传播、“独生子女”式的社会结构、过分溺爱的家庭教育、缺乏道德评价的学校教育等都是导致校园欺凌事件的原因。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相关调查发现，最常被欺凌的人是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比如同性恋、第一代移民、不合群、肥胖、有色人种、有身体缺陷、单亲家庭等等，甚至连戴眼镜也能成为被欺凌的原因。

同时许多研究也证明，欺凌加害者多遭受过家庭暴力，当看到父母暴力对待家人或者朋友时，孩子们也会得出“暴力=权力”的错误认识，从而从暴力压制他人中获得控制权甚至快感。因此，当欺凌一而再再而三得到“奖励”的时候，比如加害者因为欺负弱者而变成学校里广为人知的“强者”，或者抢到钱和逃避惩罚，加害者将会变本加厉。

学业的压力、成绩的竞争也对青少年的心理产生影响。有专家指出，近年来韩国社会竞争激烈，学历文凭、个人能力至上成为衡量成功的主流标准，孩子从小就被以重考试、重成绩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所累，容易造成孩子有暴力倾向等心理问题。这些加害者多数并非品质恶劣，只有很少一部分孩子患有精神疾病，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无法对其他人的痛苦产生同情，因此，欺凌他人是释放自身愤怒的一个途径。

国外在应对和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方面采取过哪些措施呢？

美国从2000年以来开始立法严厉惩处校园欺凌行为，不断完善有关欺凌的法律法规。目前，全美约有45个州颁布了《反欺凌法》，明确校园欺凌受害者的法律救济和施害者的法律责任。通过立法来加强对校园暴力行为的预防和惩罚，使学校安全成为法律规定的政府目标;明确学校在校园欺凌中的安全教育、管理和防范责任。

具体内容包括：第一，降低霸凌行为认定标准。除动手打人、吐口水、故意推搡、拍裸照等行为外，联邦和地方政府一系列立法还把言语辱骂、口头威胁和在公众场合故意嘲笑他人残障、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等行为认定为霸凌行为。美国法律近年还规定，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辱骂、攻击或披露同学隐私，也构成霸凌行为，通常称为网络霸凌。

第二，学校对校园霸凌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联邦政府规定，学校必须提供举报霸凌事件的渠道，而教职员一旦发现这类行为必须举报;学校对被举报的霸凌事件必须进行调查;学校须对欺负他人者采取积极干预措施，轻者口头警告，重者开除学籍。

第三，加强父母管教子女的责任。如果学生欺负同学，学校会马上要求其家长开家长会;如果未成年学生因霸凌行为而被送到青少年法院，父母也要一起进入司法程序;如果法官认定孩子霸凌行为与父母不法行为（如吸毒、酗酒）有关，法官可以把孩子的监护权转移到寄养家庭;如果父母管教不当，法官会要求父母上训导课程，学习如何合法管教子女;如果子女的霸凌行为造成他人受伤，父母必须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加强对霸凌行为的刑事惩罚。对未满18周岁的校园暴力涉案者，法院通常以辅导警告等方式处置。但如果后果严重且施暴者有前科，即便是未成年人涉案，也可以当作成人刑事案件审理，按成人标准定罪量刑。

第五，严惩霸凌同伙。根据犯罪心理学“同伙壮胆”理论，联邦法律引入“共谋杀人罪”：同伙即便没有直接参与杀人，也要与杀人者共同承担谋杀罪。这一“共犯连带”原则同样适用于霸凌案件，即便只是帮凶，也与直接欺凌他人者同罪。这对遏制暴力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美国还设有专门的反校园欺凌网站和各类预防欺凌、研究欺凌的机构，很多公益组织和专家也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美国近年来也向部分州的学校派驻警察，警察除了维护学校秩序外，还负责督学工作。

澳大利亚当地的校园霸凌现象也比较严重。2003年，澳大利亚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常见的校园欺凌、暴力、骚扰等问题，制定了《国家安全学校框架》（NSSF）。这是澳大利亚及全世界第一份国家级别的安全学校建设指导政策。它不仅以法律为前提，更强调政府、学校以及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参与和全方位的合作，提供评估标准以及提供关键措施和实施策略，帮助解决安全学校建设遇到的实践操作问题，框架分别从学生群体、教师群体、学校管理层、校本政策、校园文化、校本课程等9个方面制定了安全校园建设的核心标准。

澳大利亚建立了政府支持的组织和网站，如“反欺凌网络组织”和“澳大利亚无欺凌计划”，以帮助学校了解欺凌现象，为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教师培训的指导大纲。

韩国政府分别于2012年、2013年和2014年连续出台了预防和治理校园暴力对策方案，并开通了举报校园暴力的24小时电话117热线，将学校周围200米内设为警察负责区，并加强学校周围安全巡逻。

韩国政府和民众认为，加强人性教育才能从源头上“疏”解引发暴力的诱因。2014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通过了《人性教育振兴法》，正式以法律形式规定人性教育成为韩国幼儿园及中小学的必修课，韩国也成为世界上首个推行义务人性教育的国家。

韩国还引入由芬兰土尔库大学开发研究的创新型校园暴力预防项目，包括心理咨询、艺术治疗、角色扮演等。这一项目原定于明年面向韩国小初高普及。

英国对校园欺凌的治理是从法律、社会、教育三方面入手。

在国家政策上，英国制定了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政策法规。在社会层面，英国则创造出有助于有效治理校园欺凌的社会环境。从2005年起，英国在每年的11月都会举行“反欺凌周”活动，集中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在教育者层面，英国强调教育工作者在关注青少年学生成长上的法律责任，近年来，英国教育当局高度重视老师在服务管理学生行为上的地位和作用，拨付专项经费用于老师的培训，帮助老师掌握识别校园欺凌和进行早期干预及行为矫正的方法。

学校不仅关注学生的校内行为，也关注他们校外的表现，对学生的校外行为表现进行管理，如果学生家长发现老师在校园欺凌方面处理不当，就可以向校长乃至地方教育当局申诉，以追究教师和学校管理疏漏的责任。

德国对校园“小霸王”态度鲜明，打击力度很大。对两次记过后仍不思悔改的“小霸王”，校方有权将其送到“不良少年管教部门”给予强制管教。

德国特别重视从根源上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幼儿园和小学一开始就对孩子进行“善良教育”。“善良教育”是德国儿童接受人生启蒙的第一课。从爱护小动物开始，通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这种以亲自动手喂养小动物为载体的“善良教育”，已经成为德国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孩子进行“善良教育”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同情和帮助弱小者。对于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都要尽力帮助，培养他们做人的基本公德。

在挪威，政府鼓励学校对包括网络欺凌在内的校园欺凌问题采取全校范围的干预措施，学校建立了全校范围的反欺凌政策，例如对学生行为进行限制，组建教师职业发展小组，与学生开展有关同辈关系与行为的班会活动，为欺凌者、受害者及其家长提供心理咨询等。

为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挪威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一个宣言，号召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家长和教师团体加入尽快根除校园欺凌现象的行动中。

日本校园霸凌现象出现早、问题多。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日本国会在2013年通过了《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与此同时还有《少年法》《儿童福利法》《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体系，以便系统应对和处理校园欺凌问题。在日本，所有的欺凌行为都有可能被纳入“犯罪”范畴，如果行为人是“未成年人”则适用“特殊的少年司法体系”处置。

日本社会对校园欺凌呈现“零容忍”态度：首先，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对校园欺凌保持高度警惕和反对态势;其次，《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明确规定对校园欺凌加以禁止;再次，将一系列严重的校园欺凌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三点足以使得家长反复教育孩子不要去进行欺凌，同时也对有欺凌潜在威胁的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

日本规定在学校配备具有心理学等专门知识的师资，以便应对欺凌事件。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学校教职员工接受相关培训，还将应对校园霸凌的表现纳入教师的评估系统。

随着科技进步，网络欺凌日益多发，日本《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专门对网络欺凌问题进行了规定。

日本不少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都设立了“校园欺凌问题对策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当学校中发生因校园霸凌问题而出现自杀等严重事态时，该机构具有自行调查的权力，对校园霸凌事件进行调查，防止学校或教育部门牺牲学生的利益。